龔鵬程大講堂 在Blogger

原出處： https://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pfbid0WrN2sAH5XQKYyEAGSQoPDa5FKVzpLmjkt24hDwBpboV3TBVSMskT9bTkKqdNHft8l&id=100000333109172 【轉貼】 這是前佛光大學校長、老友龔鵬程的近作，寫得極好，蒙其首肯，取來分享。 附讀後感一詩，聊寄感慨。 錚錚俠骨向誰誇？大笑痴狂等井蛙。劍氣簫心今不在，忍聽枯樹噪昏鴉。 龔鵬程〈江湖俠骨已無多〉 　劇烈的變遷社會中，知識份子常表現為俠。 　例如漢代末期，社會與文化都面臨著劇烈的變動，士風便往往表現為俠行，《廿二史劄記》卷五就指出：「自戰國豫讓、聶政、荊軻、侯贏之徒，以意氣相尚，一意孤行，能為人所不敢為，世競慕之。其後貫高、田叔、朱家、郭解輩，徇人刻己，然諾不欺，以立名節。馴至東漢，其風益盛。舉世以此相尚，故國家緩急之際，尚有可恃以扶拄傾危。」 　但這一時代的俠，畢竟只是消極的抗議者，只能以比一般人更刻苦、更艱難的方式，去顯示俠行的可貴。卻不能積極地剷除社會的不義，以超越社會體制、打倒規範的行動，「絕出流輩」。 　這是由於那個時代的社會問題還不嚴重、文化變遷還不劇烈，晚清就不同了。 　晚清社會是文恬武嬉、官貪民刁的時代，知識份子自覺對時代有責任，所以也就更嚮往正義之實現，也更期待英雄，或自己願意成為拯救時代的英雄。 　對於各種現存的社會體制，更是力予批判，意欲「沖抉網羅」，以獲得個體的自由和群體的解放。 　在這種存在的基礎上，他們的性格往往就傾向于俠。如龔定庵說「陶潛詩喜說荊軻，想見停雲發浩歌，吟到恩仇心事湧，江湖俠骨已無多」。 　他不但自認為俠，也以俠客視陶淵明哩！ 　深受定庵影響的新民叢報及革命黨人，更常以俠士精神為號召，如《秋瑾號鑒湖女俠、吳樾號孟俠，章太炎寫《儒俠篇》，他的弟子黃侃也寫過一篇《釋俠》，他們均提倡復仇，讚揚俠以武犯禁。 　俠與儒是不一樣的兩種人，兩種生命形態。儒者之學為己，俠客之行為人；儒者沉潛內斂，俠士激昂跳脫；儒者循義，俠則行多不軌于正義。 　但儒家學問中也有激昂抗烈的一面，如《儒行》所記載者，剛毅之行、勇決之操，即近于俠客。 　在晚清這個困蹇晦暗的時代，章太炎等人便特別把儒家這一面抉發出來，希望能夠儒兼俠，替時代開拓一個新的局面。 　這種作為，...

轉自/搜狐新聞 四川大學文學院近期做了龔鵬程先生的專訪。（以下簡稱川大文學院）  川大文學院： 您認為中國大學裡的中華文化典籍學習內容應該包含哪些？ 龔鵬程： 目前我國大學的學科建置是雙軌制的，一部分過去稱為「共同科」，現在多稱為「通識教育」；另一部分是專業教育。 師資、課時、教育內容、相關資源當然都朝專業上傾斜，所以若逢人問讀什麼，任何大學生都會答他讀的是什麼科系。 科系決定了他的專業內容，故若與傳統文化無直接關係，例如外語、理工、機械、生物、商貿等，基本就不會再讀什麼中華文化典籍。 文史哲等科系，雖要讀不少文化典籍，但那些都是根據專業需求來讀的，跟「大學裡應該學習什麼中華文化典籍內容」這個題目其實不相干。 帶頭思考「大學生該學習什麼文化典籍」這件事的，以一百年前的美國哈佛大學最有影響。 他們有位老校長提出了一個著名的「五英尺書架」計畫（Five-Foot Book-Shelf）。說大學生若每天用15分鐘閱讀經典，四年畢業後所讀的書就可以擺滿一個五英尺長的書架。該校長還親自選了50卷必讀經典，史稱「哈佛經典」。 後來這個經典閱讀計畫不但各大學紛紛仿效，甚至向下延伸到各州中小學。學生不僅逐字逐句閱讀經典，更需要通過對整本書進行精讀，通過提問、分析、討論與表達培養獨立思考與批判性思維能力。大家都認為這樣對青少年人格形成和個性發展才有好處。 仿效之外，更多予以深化、擴大的例子。如芝加哥大學。 芝加哥大學，《美國大學史》介紹說：「該校創立，對美國高等教育整體風貌的塑造，是那個年代任何其他事件都無法企及的，是美國歷史上代表時代精神的事件之一。」為什麼評價如此高？因為創辦人是石油大王約翰．洛克菲勒？ 當然不是，是因為它「愛讀經典」。 它的專業非常好，迄今已培養出了一百多位諾獎得主，位列世界第三。我國物理學家楊振寧、李政道、崔琦等都曾是該校學生。但人家有名，不因專業，而靠通識博雅教育。 從1930年起，芝加哥大學主要就是讀經典，大量讀。讀多少呢？本科生的經典閱讀量是： 一年級：讀古希臘時代的名著47本 二年級：讀羅馬、中世紀、文藝復興時期的名著32本 三年級：讀17-18世紀名著38本 四年級：讀19-20世紀名著28本 四年合計145本，內容包括：聖經、歷史、哲學、數學、物理、心理學、經濟學、政治學等。（great books現已增加到900部） 哈哈，如何？我國恐怕...

陳獨秀先生為革命家，為人傑。其生平無須再做介紹；其功過是非，亦非我所能置喙，此處只談他晚年最後這本著作。 陳先生一生被捕五次，最後一次是在一九三四年，關在南京老虎橋監獄。這本書即起稿於獄中，名《識字初階》。暮年棲旅四川江津，重新修訂之。面目初具而未出版，僅油印了五十冊，供學友參閱。一九七一年，梁實秋先生以其保存之一冊在臺灣影印出版，改題《文字新詮》。一九四六年廣州中山大學校長王星拱則將其藏本交予嚴學窘抄存。一九八二年擬由該校印出，故又請劉志成先生校訂整理。然周折稽延至一九九五年始由巴蜀書社印出。二〇〇九年上海人民出版社《陳獨秀著作選編》六卷本亦收錄了《文字新詮》本。 這是出版情況。油印本另存於天壤者，則如章太炎藏本，已由其後人回贈陳獨秀外甥；廣西大學沙少海教授所藏，也曾提供給劉志成校勘過；梁實秋先生保存那本，更由其女連同《文字新詮》捐給了中國現代文學館；原魏建功所有一本，亦由臺靜農先生捐予上海魯迅博物館收藏了。此外，據知還有一直努力想出版這本書的何之瑜先生，曾約請魏建功臺靜農一同編輯，並致函胡適，祈作總序。奔走甚勞，而時勢所格，未得競功。 一部油印殘搞，歷劫以來，居然能得到這麼多人的愛惜護持，實在太不容易了！ 這其中還有許多細節，可備掌故。首先是本書之緣起。陳先生固然一直在做文字研究。《實庵字說》《識字初階》也確是在獄中起稿的，但編寫現在這樣的一本《小學識字教本》之直接因緣，卻是教育部長陳立夫委由國立編譯館約請陳先生作的。而此書後面的故事，則皆因雙方這次合作未能圓滿之故。 不能圓滿之原因有二，一是書名，二是性質。陳立夫建議書名改為《中國文字基本形義》，因為內容雖然精彩，但「實屬程度太高」，非小學生所能知。陳獨秀則辯解：「許叔重造《說文》，意在說經；章太炎造《文始》，意在尋求字原。拙著教本，意在便於訓蒙。主旨不同，署名遂異。以其內容高深，不便訓蒙者，朋輩中往往有之。此皆不知拙著第一種乃為教師參考而作。兒童課本別有一種，但編排單字三千後，不加詮釋，絕無高深之可言。」 合作既未圓滿，陳獨秀乃轉請國立編譯館長陳可忠替他油印五十份，分贈友朋，以免遺佚。這便是油印本的由來。 因合作尚未完結，陳先生的寫作也沒完成，所以匆匆油印的這個本子，事實上只是殘本。下篇論字根孳乳之字，第一章是字根併合者，第二章則還沒有內容。據何之瑜說，第一章甲是複體字，丙是象聲字。乙合體字及丁的部分也都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