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不要把對近代史的喜愛推崇到誤讀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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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研究之影響，當然大過時裝設計，但各種理論和評述方式，跟時裝一樣，也都是有流行的。流行大喇叭時，滿街都是掃地褲；流行七分褲時，人人都露著腳踝。
枝節的變化之上還有個大概念，統攝著繽紛的細節。例如古代女裝，總原則是「隱」，現代時裝的原則是「露」。所以從前用各種方式讓女人的美從隱中現，現在讓女人用各種方式，變著花樣露。露肩露頸露胸露腹露臍露臀露腿露膝露踝露腳背露腳跟露腳趾。
學術研究亦然，一個大套路出來，各家論文寫手就分別頭腳肩頸、臍腹臀趾一一論析之。一時蔚為風氣，誰也不以為可笑。若干年後，看著自己當年照片的爆炸頭、AB褲才啞然失笑。
一、
1979年美國學者馬若孟（Ramon H. Myers）與墨子刻（Thomas A. Metzger）合寫的《漢學的陰影：美國現代中國研究近況》即啞然失笑地指出：美國許多關於近代中國的著作，都局限在「現代化範式」與「革命範式」中，狹窄且千人一面。 — — 我們學術界把套路稱為範式，它還有個英文名，叫paradigm。
現代化範式，是指中國傳統文化已不合時宜，想現代化，就須擯棄。革命範式，則想用馬克思與毛思想取代傳統價值觀。
20世紀70年代初，美國史學界漸注意到此種錯誤並開始轉向。想說明傳統與現代之間的非斷裂關係。或指明變革者仍有傳統觀念，或申辯保守傳統的人也對現代西學也有了解。
「傳統/現代」之架構已鬆動，但並未完全瓦解，只是原有分析架構的修正。因為所謂「進步/保守」「西洋、現代/中國、傳統」「變革/守舊」「工業社會/封建社會」「民主、科學/貧窮、疾病、愚昧、貪污、擾亂」等思維概念仍然充斥於各種論著中。只不過重點已由「從傳統到現代」轉移到「傳統與現代之間」罷了。
全面批判「傳統/現代」思維模式的，是1984年柯文（Paul A. Cohen）《在中國發現歷史：美國的中國近代史研究》。他說美國的中國近代史研究，早期是以西力衝擊、東方反應為主軸，以正面角度來呈現西方的擴張，而以負面措辭來表現中國對西方的抗拒。1970年後，史家則發展了帝國主義理論範式。
這套範式，仍是西力衝擊說，只不過在價值判斷上換了位，認為「中國近代史是一部帝國主義者侵略中國，反對中國獨立、阻礙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因此，根據現代化理論，中國只有走向現代化，才能擺脫貧窮愚昧與落後；而依帝國主義理論，只有走向革命，反帝反侵略，才能真正改善中國的處境。
這兩種，柯文都不同意，他提出了另一個模式，亦即20世紀80年代以後美國史界走的一個新方向：以中國為中心的中國史研究。
它所包含的觀念，大致如下：
（1）清末民初的社會狀況，主要並不因西方衝擊而形成，乃是中國社會長期發展的結構使然。例如人口壓力、領土擴張、農村經濟商業化、社會各階層日增的內政挫折感等。故主要應由中國內部來看中國的歷史，而不是從西方外部來看。
（2）所謂從中國內部看，還可以從空間上研究各省、府、區域、城市；或（3）從階層上展開探索。開啟區域史、地方史、民眾史之研究。
（4）因中國歷史及社會複雜，須結合各種社會科學人才與方法，始能務實地說明中國歷史。
二、
以上描述的前兩階段，都是以西方為中心。這就西方人來說，自是難免，他們本來就是西方人嘛！可是，柯文更指出：「種族中心觀念所造成的扭曲，另一較不明顯的來源，厥為中國人本身。 — — 不論是不是馬克思主義者，在重建他們自己的歷史時，都相當依賴從西方引進的詞彙、概念和分析架構。」
在大陸與臺灣，正如他所說，和美國的情況沒什麼不同。大陸主要採用帝國主義範式，臺灣主要採用現代化「衝擊與回應」範式，兩者都使用著西方的詞彙、概念、分析架構，全部變成了西方中心觀點，彷彿洋人。以致連洋人都抱怨我們「使西方史家無法獲取局中人有參考價值且不同於局外人的觀點」。
80年代以後，美國史學界已對前兩種範式展開批判，而走上了柯文所講的第三條路時，我們也未趕上，仍在不斷覆述老話。
因為兩岸對近代史的解釋剛好調換了位置，臺灣開始流行帝國主義理論，大陸則出現如火如荼的現代化論述。越是自命開明、自以為激進的知識份子，越是如此。
所謂現代化論述，是說近代中國之歷史，主要是因西方衝擊，而使中國逐漸走向世界、參與世界，由傳統社會轉變成現代社會之歷史。而在這個歷史發展過程中，傳統社會的封建落後因素，對現代化之進展，起了滯後的作用。所以進步的知識份子，都要向西方現代學習、都要向中國的社會「啟蒙」、都要打破傳統，或對傳統「取其精華棄其糟粕」。
例如中國和日本，在面對西方之挑戰時，現代化之遲速，便成為極重要的論題。相關之文章論著，不知凡幾。因為日本明治維新成功，顯示了東方國家也能現代化；而戍戌變法之失敗，則顯示中國回應不良。為何中國會如此回應不良呢？典型論述是：傳統中國「全面的凝固和結構上的紮實穩定，根本抑制了它在面對西方威脅時，做快速的反應」。
但若從帝國主義理論的觀點來看，日本之所謂現代化，較中國成功，並不是什麼國民性、文化因素、社會條件、企業家族倫理、日本思想家善於調和世界性與本土性等日本內部的社會或傳統因素使然，而是：
（1）「中國承受了西方列強的全面衝擊，因此無法回應。日本得免於帝國主義的支配，部分是因為外在環境的形態特殊」，帝國主義對兩者的壓力並不相等。
（2）日本採用了帝國主義的發展模式，靠著對外擴張來增加資本，以侵略掠奪來達成現代化。中國則未採這個模式，只想通過內部改造來現代化，當然不能成功。
過去臺灣研究近代史者，完全是前一種觀點，從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近代中國的變局》以來，都是這一套。80年中期始出現許介麟《中國人觀點的近代日本論》這樣，借徑於世界體系理論依賴理論，而趨近於帝國主義範式的論述。
大陸則反是。如鍾叔河整理了晚清人西遊的紀錄，出版「走向世界」叢書；嚴家炎等人發展了「20世紀中國文學」的觀念，謂此時中國文學正在中西文化碰撞中走向世界，總主題則在於「改造民族靈魂」；金觀濤提出了中國社會超穩定結構論；蘇曉康等製作《河殤》，呼籲擺脫黃河與長城意象，走向海洋；李澤厚痛責「封建糟粕，阻撓了歷史的前進」，強調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啟蒙」功能……。
三、
對於如何超越陳舊的論述，兩岸不但缺乏興趣，甚至還不太能覺察這些論述對中國近代史已構成了嚴重的扭曲。以致早應被反省超越的現代化資本主義論述，竟繼續扮演著時代新寵之角色。
最能代表此一有趣現象的，就是黃仁宇大歷史（macro-history）系列。
黃先生從《萬曆十五年》以後，一系列號稱大歷史的論著，一直寫到蔣介石。其基本觀點，謂歷史自有其長期的合理性（long-term rationality of history）。以中國歷史來說，商周是封建時期，秦迄清末則皆為中央集權，但因這種官僚政治（bureaucratism）並不能進行「在數目字上管理」，故在面對西方資本主義之挑戰時顯得左支右絀。
近百年來，因中西文化摩擦接觸，「中國歷史與西洋文化匯合了」，才終於完成了可以在數位上管理的條件。毛澤東建立了這條件的下層，蔣介石建立了上層，改造了整個中國政治經濟之系統。長期革命既已成功，今後當然只有循著這條路子，參與18世紀後已成為世界一般趨勢的資本主義社會。
黃先生可說是當今最熱心的資本主義辯護史家，而其作品之廣受歡迎，也顯示了這種論述和社會基本意識緊密結合的狀況。
但大歷史、放寬歷史視界云云，只是一面幌子，只不過是要說：「中國近五百年歷史為一元論」，都處於一個停滯、內斂、不容產生現代型經濟的傳統社會。若更拉長時間來看，第一帝國秦漢和第二帝國唐宋，也都同樣不能在數目字上管理，都是「前現代」的。
為何中國會形成這麼一種中央集權的官僚體制，出現現代化的負因素（negative influence）？作者只能乞靈於魏特夫（Karl A. Wittfogel）1957年的《東方專制主義》。
魏特夫認為東方諸國以農耕為主，農作物需要灌溉，灌溉則要興建大規模的水利工程，經全民動員之後便造成了一個管制的社會，此即是東方的專制的起源。惟此社會的專制政體本身雖不受任何限制，卻仍不能控制人民生活的全部。故在各村鎮間仍不免留下空隙而造成「乞丐式的民主」。
黃仁宇接受了他這一見解，並予以補充，認為：「防洪治水，還只是引起中國中央集權地理因素之一。季候風與農產的關係，也是促成中國早期中央集權的主要原因。」
除了地理因素之外，制度本身的因素，則：「《東方的專制》還有一個有意義的見解，則是說明這種專制政府，『繼續不斷地向全部平民提出財政上的要求』。這也就是說大部分稅收都是直接稅，既不像封建制度一樣由諸侯附庸進貢的方式支援皇室，也不像現代政府一樣以公司所得稅、間接稅、累進稅作收入的大宗。向中央政府直接供應人力物力的負擔的乃是全部平民。這種特點，也是中國歷史上頂有決定性的因素之一。」
因為這樣，所以要革命。「中國革命的目的，無非跟隨著世界趨勢，以商業組織的辦法，代替昔日農業生產方式里以多數小自耕農為基幹組織的辦法，使整個國家能在數目字上管理。而最後的目的，也不僅是增進國富，而且要使全民能適應現代社會的環境而生存。」
這老掉牙的東方專制論之餘緒，至今仍在市場上領取風騷，豈不令人浩嘆？
四、
當然，說近百年來中國史，即是一部面對西方挑戰的歷史；著重敘述改革、變法、維新、革命者如何改造傳統（或用封建、專制、半封建半殖民、父權、中世紀等形容詞）社會與文化，乃是整個近代史研究的基調，我們並不能獨責黃仁宇或任何人。
可是藉由上面的說明，卻可以幫助我們赫然覺察到：原來大陸、臺灣、海外華裔學者所用來分析描述的「中國近代史」，其實正是西方人所看到的東方中國。我們以為是在談著自己，而實際上乃在說著他人。就像我們有時會說：「遙遠的東方有一條龍」或「臺灣是遠東地區最重要的戰略島嶼」一樣，用西方人的觀點來看。
而可哀的是：這個觀點與視域，現在連西方人也感到羞歉了，我們竟仍使用得心安理得。
五、
我在1986年出版《詩史本色與妙悟》，即呼籲開拓詮釋學以重建中國文學理論。1987年出版《思想與文化》，批判近代史學的各種解釋模型，提議建立新的中國文化史學。
其後又陸續發表〈傳統與現代：當今意識糾結的危機〉〈傳統與反傳統：以章太炎為線索論晚清到五四的文化變遷〉等文，質疑現代化理論在近代思想史、文學史上的解釋效力、檢討近代流行的傳統觀。又出版了《文化符號學》《近代思想史散論》，想替已在東方主義論述中逐漸不曉得如何自我辨識、自我稱呼的中國社會與文化，自我發聲……
自己都漸漸對於這樣喋喋不休感到厭倦了，但環顧學界，整個近代史的詮解，卻依然如故。對我的呼籲，如未聽聞；對外國近代史學界早已轉向的趨勢，缺乏興趣；對文化界反省東方主義的思潮，不甚注意；對近代思想及文學史料，仍草草視之，仍套用現代化及帝國主義理論等聲口在發言。
如此景觀，實在令人喪氣。
反省的聲音當然也仍會在角落中響起。如蔡錦昌《東方社會的東方論：從名的作用談國家對傳統文化的再造》、朱耀偉《后東方主義：中西文化批評論述策略》等都是。
朱氏延申薩伊德（Edward Said）的《東方主義》《文化與帝國主義》等書，指出所謂東方或中國，其實只是西方殖民者塑造出來的形象。20世紀前半，許多中國人在研究中國時，卻根據這個東方主義態度，一再複述主流（西方）論述既定的意識形態，創造了一個不能發聲的客體，且自己在壓抑真正的中國論述。以致中國或東方已被凝結於西方的視野中，完全喪失了主體性，被西方壓倒性地支配。
中國論述這種已淪為少數論述（minority discourse），與黑人、女性、少數民族、第三世界論述相彷彿的處境，令朱氏不安。他企圖從解構、後殖民、詮釋學、後現代等學科資源中去發展一套與東方主義不同的「另類中國詮釋學」，抗衡既有的中國論述。
因此他反對以西方的觀念、術語、理論詮釋中國文學經典，「在一方面我是相信借用西方概念去處理中國材料是不對的，但另一方面我怕我們卻被迫去如此做。不遵照支配性論述的遊戲規則的中國論述，最多只會被認為是『神秘的』，而在最壞的情況中更會被全然排除在主流文化之外。假如我們不能進入西方論述之中，從內為中國的詮釋系統發音的話，任何努力皆只會被主流文化視為他者，淪為邊緣的、神秘的、詭異的，甚至不能理解的」。
由這個立場，他把「中國詮釋學」分成若干類：
（1）可以對西方詮釋學的發展及其對詮釋和理解的問題之貢獻引以為鑒，從而系統地處理中國文化傳統中的詮釋問題。
（2）也可以強調中國詮釋系統之「中國性」，而這種「中國性」是西方所不能理解的。但這種策略似乎對拓展比較論述無甚裨益，使中國論述淪為不能與外來文化溝通的神秘他者。
（3）也可以將中西傳統並置。但如此並置可能會讓支配性的一方扭曲了「他者的論述」。
（4）「相互的陌生化」（mutual defamiliarization），亦即經常對我們的構建方法作出質疑。把所謂「中國詮釋學」看作一種質疑既存的支配性論述範疇的工具「讓中國通過現代的論述，來在某特定的歷史脈絡中進入現在，從而質疑西方論述實踐中所容許知識生產及播散的過程」。
朱氏自己所主張的辦法是第四種。
為什麼呢？他從福柯那裡了解到知識與權力的關係，覺得：
「要重建文化，我們得要有自己的論述。我們自己的論述卻得借用西方的聲音，因為合法性是論述的條件，也是由主導論述所支配的條件。
所以要為自己發音，我們無可避免地要借用西方論述。我們所要做的，是在主導系統的西方論述所開展的本文及政治性空間中發音，以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抗衡姿態去形成另一種論述，拓展出自己的論述空間」。
他的理論有些夾纏，行文有點詰屈聱牙，堅持借用西方現代論述，然後由其中開拓不同於西方的抗衡論述，更易使得讀者在一大堆「論述」「他者」「文本性」「暴力等級」「位置」「解構」及外國人名書名中打轉。但其中確實處理到了相當關鍵的方法問題，值得注意。
在我們這個現代化觀點居主流勢力的社會裡，要反省有關東方主義之問題，不免被視為「種族主義」「文化保守主義」「仍有遺老遺少心態」，引起許多防衛。但其實問題不需如此看。任何研究者，都有必要自我反省他所使用的思維架構、評價系統、術語及理論，也應該要覺察他這些裝備的使用效度。
這是一位研究學問的人基本的態度和能力。聽見「近代中國史即是一部向西方學習的歷史」這樣一句話，自然就該追問：「近代」是什麼意思？用馬克思主義的區分嗎？指資本主義工業化社會嗎？近代人曾向西方學習嗎？所謂向西方學習，是只作描述語，還是用作指向詞，指拋棄東方，如「脫亞入歐論」那樣嗎？該不該向西方學習？不向西方學習之事例為何？我們以為曾向西方學習的人真要學西方，以拋棄東方嗎？被指應予拋棄的東方古代社會，據說是封建專制或父權的，封建是啥意思？什麼叫專制？指摘中國是專制社會的來歷和論據各如何？以完全認同「向西方學習」的態度來治史，是否符合現代化範式所自我標榜的客觀、價值中立原則？……。
沒有這樣的追問，能稱為學術研究？
近代史，在我看，即是這樣尚未學術化的領域。對其中任何一個人物、事件、文獻、論題，如魏源、王韜、黃公度、晚清小說、五四運動、中日現代化之比較等等，恐怕都應重新展開研究。
針對這項建設性的提議，我想再提供一些操作上的方法：
（一）放棄西化派、傳統派、自由主義、保守主義、革命、反動等各種標籤，不再以此為認知指向。
例如梁漱溟，能用文化保守主義來辨識嗎？他在《中國文化要義》中說我國無產業革命，「中國無革命之因，亦為中國無革命之果。這就是說：一面由於經濟之不進步，而文化和政治不變，同時一面亦由於文化和政治之不變，而經濟不進步了。正為兩面交相牽掣，乃陷於絕地」，不是典型的東方主義觀點嗎？
主張維新變法的康有為，所根據的或許是《春秋公羊學》及其所理解之孟子學，而非現代資本主義；其所宣揚之孔教、大同理想，更是超越了現代資本主義，又與西方社會主義不盡相同。說他早年向西方學習而晚年保守反動，真是不知所云。
至於陳獨秀，固然是革命分子，固然曾倡言「廢漢字，代以世界語」，但他所做的中國文字研究，如《中國古代語音有複聲母說》《荀子韻表及考釋》《古音陰陽入互用例表》《實庵字說》《連語類編》《晉李靜韻集目》《識字初階》《干支為字母說》《廣韻東冬鍾江中之古韻考》《文字新詮》等，其意義又豈僅革命一詞、向西方學習馬克思主義一語所能概括？
即如所謂東方主義，亦未必能概括晚清民初批評中國長期停滯，或云中國為封建專制社會者。因為這些指摘中國文化與社會的觀點，不全然出自歐洲中心的東方論，更常見諸西方人對西方歷史的自我理解。
西方人對其中古時期、封建社會、父權結構的負面措辭，和他們批評中國古代，其實並無本質之不同。因此論者可能只是挪用西方人的西方論，而未必即為運用了西方殖民觀點的東方論。
諸如此類，一切混雜於西方史學傳統、東方主義、現代化理論、帝國主義革命論之間，亂七八糟的標籤，都應盡可能放棄不用，或重新質疑其有效性。
（二）注意中西對舉論述中不曾涉及的廣大領域。
過去的討論太集中在中國和西方有關係的部分，如鴉片戰爭、太平天國、中外貿易、義和團、外交關係、傳教問題、通商口岸之生活與制度等等，彷彿晚清到民初的這一段歷史，就是由洋務運動、維新運動、辛亥革命、五四運動串組而成的。
由此觀點看，詩歌在晚清民初波瀾壯闊、成就非凡的發展，就只注意到一個「詩界維新」、一個白話詩的嘗試，其他絕少討論。
詞，沒有維新或革命的問題，就更沒人管。詞話，只關心《人間詞話》，因為據說其中含有西方新思想。古文、駢文，什麼都是這樣，觀看之視域，可說狹窄極了。
對於與中西對舉論述無關的許多新生事物，也缺乏關懷。例如清末出現的《洞冥記》，主張玉皇大帝退位禪讓，選出關公繼任，影響民間鸞書甚巨，臺灣現今不少教派都與此有關。其他如天德教、一貫道、同善社、悟善社、世界紅卍字會等宗教之崛起，白蓮教之分化轉變，佛教之復興，道教之仙學化，不也是極為重要的事嗎？談近代思想史為何不講？
又如戲劇，論者只注意到文明戲的興起，只注意錢玄同等人改革舊劇之意見，卻罕能留意整個傳統戲劇是要到三十年代才發展到高峰的事實。「傳統」戲名角輩出、劇碼戲本不斷重編新修、表演方式不斷改進創新而經典化，乃是在所謂新文學新文化運動之後，也是在所謂傳統已被打倒之後。
諸如此類，都是中西對舉論述中所難以覺察的，領域廣大，內涵豐富，不宜淡漠視之。
（三）討論「重估價值的時代」，應首重估那個時代的價值。五四以來的言論和價值，正當重新估一估，而不是照著說一說。
歷來研究晚清以迄五四運動者，多半只是順著他們的思路、依循他們用以批判傳統的價值觀在說話。很少重估他們的批判是否有價值，並檢討他們的價值觀之價值。這不是研究，只是抄些資料來複述而已。
不錯，當時是有不少知識份子藉著重估傳統之價值，來突破桎梏，追求自由、民主與科學。但此種作為之性質與策略，不是無可爭辯的。
批判吃人的禮教，口號很響亮，然禮教之意義與功能只在吃人乎？詩界維新、白話詩運動，在藝術上真走對了路？辛亥革命和五四運動帶來了民主與科學，然而提倡民主與科學之後果，真無危機嗎？民主主義與科學主義的災難，提倡諸公是否須屍其咎？沒有這些觀點，我們為什麼要討論百年前的陳年往事？述史論史之意義何在？
何況，正如博蘭尼在《巨變：當代政治、經濟的起源》一書所說，對於工業革命，「無數詩人、思想家與作家都刻畫出它的殘忍性。英國學者與皇家委員會都一致譴責工業革命的恐怖」。
工業革命所帶來的巨變，常是西方文學家思想家反省的起點、批判精神的立基處。如博蘭尼本人即認為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根本就是文明的災難；法西斯主義和兩次世界大戰，皆源於自律性市場之興起。可是我們卻幾乎完全以正面論述來討論近代中國的社會文化變遷，視為擺脫網羅的喜悅起點，這行嗎？
欲總體改造、重新出發的中國近代思想及文學研究，操作技術當然還多得是，但重點是大家得先換換腦子。
…
編按：明天（8月22日）出生的法國物理學家、發明家丹尼斯．帕潘（Denis Papin），其發明的蒸汽蒸煮器是蒸汽機和壓力鍋的前身，為人類生活與科技發展帶來巨大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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