詞史觀的典範轉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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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hoto by🇻🇪 Jose G. Ortega Castro 🇲🇽 on Unsplash） |
陳亮（1143－1194年，字同甫，號龍川），在近代人的印象中，不甚知名。大家知道的，可能只有毛澤東晚年讀到他《念奴嬌．登多景樓詞》而痛哭流涕的事。
那闕詞，慷慨蒼涼，確實不錯：「危樓還望，嘆此意、今古幾人曾會？鬼設神施，渾認作、天限南疆北界。一水橫陳，連崗三面，做出爭雄勢。六朝何事，只成門戶私計？因笑王謝諸人，登高懷遠，也學英雄涕。憑卻長江，管不到、河洛腥膻無際。正好長驅，不須反顧，尋取中流誓。小兒破賊，勢成寧問強對！」
但從陳亮身上，我們其實還可以讀到更多東西。 — — 歷史觀這樣大的問題，一個小切入點就可以解決，讓我們從陳亮談起。
宋代的詞，在歌詩史上可以和詩比美，或比詩更重要，乃是現代人的觀點。
在宋代，詞的地位還遠不能跟詩比，詞要替自己爭地位，就只能把自己稱為「詩餘」，以附其餘光。文人創作，對詩極其認真，填詞就不免率爾而為，創作量也絕對不能跟詩比。
以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考之。除了柳永《樂章集》九卷、蘇軾《東坡詞》二卷、周邦彥《清真詞》二卷、賀鑄《東山寓聲樂府》三卷、萬俟雅言《大聲集》五卷、康與之《順庵樂府》五卷、辛棄疾《稼軒詞》四卷、徐得之《西園鼓吹》二卷、蔡伯堅《蕭閑集》六卷、姜夔《白石集》五卷、嚴次山《欸乃集》八卷之外，詞人詞集都只有一卷。
這跟宋代詩人動輒有詩數十卷、數千乃至萬首的情況，實在相去邈遠。也就是說，宋代文學創作的主要文體，依然是詩而不是詞。
可是，每個時代都有不信邪的人，偏要逆時尚而動。這種「獨行」之士，可能是瘋子、傻子，也可能有超越時代的見識，值得我們重視。
南宋的陳亮，就是詞史上這樣一位人物。他有四卷詞，在整個宋代，排名高居第七位，與辛稼軒並列，算是多產詞人。
產量多，是因他對作詞有特殊看法。其《阮郎歸．重午壽外舅》詞下半片說：「紅約腕，綠侵衣，願祝屆期頤。花間妙語欲無詩，一年歌一詞。」
王叔珩《陳亮政論詞選注》對此曾有評論道：「這首詞所以重要，是因為其中包含著陳亮一個文學觀點：宋代的五七言格律詩已經沒有前途，應該由長短句取而代之。」
的確，陳亮的詩詞創作態度，在宋代是十分特殊的。
他的長短句四卷，到底是多少？很難說。有人估計應有三百首左右，亦無確證。但今存七十四首，仍比他的詩多得多。
他的詩只有四首，其中且有一半是應制而作，故他《桑澤卿詩集序》曾自謙云：「生平不能詩，亦莫能識其淺深高下。」
另外，在《復李唐欽書》中則批評當時之詩「韻度不高」、「根本不妥貼」。且說：「亮於今世之詩，殊所不解。不解故不好。至於古詩、離騷，蓋紙敝而不敢釋手。」可見自謙是假，瞧不起當時的詩與詩人，故不願作詩，轉而作詞，才是事實。
這種態度真是乖逆時尚了。寧願作詞不願作詩，在當時多麼特殊！
然而，陳亮詞之奇特處尚不只在於此。
依上文所述，陳亮是以其主要精力發抒於詞的。可是，這樣一位專力於詞的作家及其作品，在那個時代，偏不受詞壇重視，你說奇不奇怪？
現今論陳亮者，大抵均未注意這個現象，可是此一現象實在太奇。宋代論詞，風氣已盛，尋常名家，都常有人討論，可陳亮就是乏人評述。
宋代選詞，集子也不少，采擇甚廣，但除了黃升《中興詞選》收錄了他七首作品外，亦罕有徵錄者，比一些小名家還不如。
是他的詞不好嗎？不，極好！他在詞作上主要的唱和者，是辛稼軒。兩人旗鼓相當，故才能相與唱和，稼軒對他也極為推崇。可是，當時評論稼軒者雖多，卻仍很少人聯類及於陳亮，反倒是常把辛稼軒跟劉改之等人並論，這不是異常奇怪嗎？
對這個現象，該如何解釋呢？
我經常覃思此一問題，漸發現它可能與詞史上的一段風格選擇史有關，透過它，竟可以反省到我們自己的詞史觀。
此話怎講？
蓋吾人對詞，現在有個基本文類風格之判定，也就是「詞本豔科」。自花間香奩以降，詞原先就只是提供歌兒舞女侑酒清謳的東西，故綺羅香澤、婉約柔靡乃其本色。從西蜀、南唐，到晏殊、秦觀、柳永等等，大抵都是在這個傳統中發展。就算有些人雅些，有些人俗些，或采用詩語，或運用賦體，也只是在這一大脈絡中略見小差異小變化而已。
東坡以後，才出現一種不符此種「本色」的詞；詞壇由排斥到接受，於是乃有所謂的「豪放」一派，而把從前那些詞稱為「婉約派」。
詞壇從此乃由此二派中分天下。評論詞的人，基本上也以這兩大風格去衡量詞人詞作，以致詞林幾乎不歸楊則歸墨矣。
對陳亮的詞，評價正依違於此兩大風格陣營之間。
如毛晉輯《宋六十名家詞》時說《龍川集》「讀至卷終，不作一妖語媚語」，後來得見黃升所錄陳氏詞，卻頗多綺豔之作，遂懷疑《龍川集》是陳亮兒子陳沆「特表阿翁磊落骨幹」，所以把那些綺豔之作都刪去了，以致讀來「若出二手」。
後來《四庫提要》評陳氏詞，則依據周密《齊東野語》所載陳氏狎妓事，來解釋陳氏詞為何會「體雜香奩」。此等論議，即是以綺豔視陳亮。與毛晉之欣賞陳亮磊落骨鯁，不作妖媚語，恰好相反。
可是，正如毛晉所發現的：陳亮詞可能兩種風格都有，只不過觀者僅從一偏去看，於是黃升所錄，便和陳沆所集若出二手了。
這就是評價視野對於評價對象的歪曲。陳亮活在此一風格論述及評價體系正形成的時代，故遭了毒手。其作品在此一評述體系中難以丈量，歸楊歸墨，皆不妥當，故其終遂為楊墨兩端所棄，不予評騭了。
事實上，詞本來就不只是豔科，其道廣大，非歌兒舞女之謳所能限。
舉例而言，今存唐人詞，王梵志《回波樂》七首，宋費兗《梁溪漫志》稱其樸而理到，是講「持心斷惑，性海如如」的。這一類說理詞，特別是講佛教道教的道理，可說自唐迄宋元都是沉沉夥頤。
唐朝釋真覺《證道歌》，神會《五更轉》三首，釋德誠《撥棹歌》三九首，高駢《步虛詞》等均屬此。題李衛公作之《兵要望江南》，凡五百二十首，洋洋巨觀，尤為說理之大宗。
此作又名《白猿奇書兵法雜占彖詞》，分占委任、占雨、占風、占斗、占星、占日、占月、占霧、占虹、占鼠、占蜂、占水族、占夢、占怪象、占地、占樹、占六壬、占牛馬、占厭禳、占飛禽、占蛇、占獸、占氣、占雲等。
任二北《敦煌曲初探》對此類作品曾有解釋說：「所謂《兵要望江南》，與《從軍五更轉》，或《儒士謁金門》或《江南三臺》、《宮中三臺》等為一類，乃將題目加於調名上成為特殊調名，唐人承六朝風氣，慣有之。〈望江南〉至於用作歌訣，便於記憶，其在民間流行普遍之程度，可以想見。」
敦煌《雲謠集》雜曲子也多有此類作品，如以《五更轉》說太子入山修道贊、太子五更轉、南宗贊、一更靜坐觀刹那，以《歸去來》講出家樂贊、歸西方贊；以《十二時》作太子十二時曲、禪門十二時、法體十二時、天下傳孝十二時、普功四眾依教修行；以《皇帝感》為新集《孝經》十八章、新合《千文》皇帝感辭；以《十恩德》作報慈母篇；以《十種緣》為父母恩重贊……。
這些詞，在唐人詞中，數量實遠多於所謂歌兒舞女之詞，對後世也頗有影響。故全真教諸子多有詞集，內丹南宗一派，乃至佛教亦然。
清沈雄《古今詞話》上卷說：「詞選中有方外語。蕪累與空疏同病，要寓意言外，一如尋常，不別立門戶，斯為人情。仲殊、覺范、祖可尚矣。若世所稱白玉蟾、丘長春，皆仙家之有詞名者。」覺范、白玉蟾等釋家仙家所承繼的，就是這個傳統。
但此一傳統所影響者並不只限於方外，凡詞中嘆世情、感浮生、作通透語者，亦皆出於這個傳統。像東坡一些具人生哲理之詞，就是承此而來，道學家詞亦然。
況周頤《蕙風詞話》卷三贊元劉因「是性情語，無道學氣」，楊慎《詞品》卷二則惜其「有隱士出塵之想，兼如仙客禦風之遊矣。昔人謂『詩情不似曲情多』，信然。」那種表性情而兼有仙人遺世性格的詞，其實就跟道學詞一樣，都本於唐代以來這個大脈絡，而下開元曲道情、嘆世之作。
可是這麼龐大且源遠流長的一脈，在「婉約／豪放」的框架，或以婉約為正宗的詞史觀中卻是看不到的。一位在現今詞史教育下成長的青年甚或詞學研究名家，大抵就根本不會知道有此一脈絡。
即使知道了，也會將之排除開去，例如說唐代那些《五更轉》、《十二時》乃是「俗曲」；宋金釋道所作，則為「方外」一派。於是它們就被心安理得地劃出詞壇領域之外了。詞，彷彿也從來就是雅的。
此等態度，並非今人所創。今人的詞觀，亦是承襲而來。承襲自哪兒呢？就承襲自南宋。
北宋詞作，原不只豔情一類。林逋、范仲淹固無論矣，歐陽修《漁家傲》分詠十二月，元歐陽玄擬作，序云：「作十二闕，以道京師兩城人物之富、四時節令之華。……至於國家之典故、乘輿之興居，與夫感化之服食器用、神京之風俗方言，以及四方賓客宦遊之況味，山林之士未嘗至京師者，欲有所考焉。」可見其性質類似於雜事詩，以刻畫地方風物為主，亦非豔情所能限。
但到了李清照《詞論》卻提出一種觀點，說柳永「雖協音律，而詞語塵下」；張子野、宋子京、沈唐、元絳等人「時有妙語，而破碎何足名家」；晏元獻、歐陽修、蘇軾，「學際天人，作為小歌詞，直如酌蠡水於大海，然皆句讀不葺之詩耳。又往往不協音律」；王安石、曾鞏「若作一小歌詞，則人必絕倒」，因為「詞別是一家」。
換言之，李清照主張詞作為一種獨立的文類，便應有其風格特徵，而此一風格，乃是與詩相區別而顯現的。
早期的詞，其實跟詩沒什麼分別，固然也配著樂曲，但詞與曲的配合並不嚴格，作詞的人，抒情、記事、說理、狀物，無不涉筆。可是李清照認為詞第一個特點就是要協律，其次是出語要雅，三須有整體感。故批評晏殊歐陽修蘇軾等人不協律、指摘柳永詞語塵下、說宋子京等人破碎。通過這些要求，她認為才能讓詞跟詩分開，具有獨立的風格特徵。
這其中，她尤其重視的是協律，所以說：「詩文分平側，而歌詞分五音，又分五聲，又分六律，又分清濁輕重。」
南宋人對李清照的人品不無微辭，如王灼《碧雞漫志》卷二說她「作長短句，能曲折盡人意，輕巧尖新，姿態百出，閭巷荒淫之語，肆意落筆，自古縉紳之家能文婦女，未見如此無顧忌也。」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卷四說他批評歐陽修等人是「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但整體趨向，卻是呼應著她的說法而發展的 — — 李清照之所以重要，原因也在於此，不只是做得幾闕好詞而已。
據王灼描述，北宋末詞風多樣，「趙德麟、李方叔皆東坡客，……晚年皆荒醉汝穎京洛間，時時出滑稽語。」萬俟雅言自己編集子時分為二種：「曰雅言，曰側豔」，後以「側豔體無賴太甚，削去之。」晁次膺亦兼作側豔，田不伐則「不聞有側豔」。又，「長短句中，作滑稽無賴語，起於至和。……熙豐元佑間，兗州張山人以詼諧獨步京師。……元佑間，王齊叟彥齡以滑稽語噪河朔。（曹）組潦倒無成，作〈紅窗迥〉及雜曲數百解，聞者絕倒，滑稽無賴之魁也。……其後祖述者益眾，嫚戲汙賤，古所未有。」
據此，可知北宋詞風原不限側豔，側豔亦不為世所重，詞人或作此體或不作，而滑稽曲詞則越來越流行。
針對這種風氣，曾慥於紹興年間編《樂府雅詞》即銳意改革，其自序謂：「涉諧謔，則去之，名曰《樂府雅詞》。」李清照主張出語要雅，正與之同。
到了沈義父《樂府指迷》，首列「論詞四標準」：音律欲其協，不協則成長短之詩。下字欲其雅，不雅則近乎纏令。用字不可太露，露則直突而無深長之味。發意不可太高，高則狂怪而失柔婉之意。前二者尤其重要，故底下分論字面要采用唐人詩句中字好而不俗者，說桃柳書淚等均需用代字、押韻、去聲、虛字、句中韻、詞腔以及「腔以古雅為主」等。
張炎《詞源》大體近似，序云：「古之樂章、樂府、樂歌、樂曲，皆出於雅正。」其下論次，首為音譜，謂「詞以協律為先」，然後分論拍眼、製曲、句法、字面、虛字等，結論是「詞欲雅而正」。
他們的主張雖然與李清照不謀而合，是李清照詞觀的發展與深化。但他們未必自覺是由李清照來（因為張炎推崇白石，而沈義父標舉周邦彥），然而時代風氣所染，畢竟與李清照同趨共識了。
而他們的主張又不僅只是宋時的主張。清代詞風再盛，浙派詞人，家白石而戶玉田，乃張炎詞論之後勁；常州派，又尊清真而薄姜張，為沈義父主張之流變；《詞律》等書，考訂譜律，商略四聲，更是南宋此類詞論的實踐者。迄於清末，這種南宋詞觀依然成為詞論者的基本知識。
這種詞觀，並不推重豪氣詞，故張炎說稼軒劉改之等「豪氣詞，非雅詞也」。沈義父說：「近世作詞者不曉音律，乃故為豪放不羈之語，遂借東坡稼軒諸賢自諉。」亦戒市井語，故沈義父謂孫花翁「有好詞，亦善運義，但雅正中忽有一兩句市井語，可惜。」周邦彥則因「最為知音，且無一點市井氣」而備受推崇。
再則就是以言情為主，所以沈義父說：「作詞與詩不同，縱是花卉之類，亦需略用情意，或要入閨房之意。」只不過，言情亦須雅正，不可近於淫狎，故曰：「然多流於淫豔之語，當自斟酌」；「說情，不可太露。」張炎於此，亦特立《賦情》章，謂：「簸弄風月，陶寫性情，詞婉於詩。」但賦情又要屏去浮豔，「詞欲雅而正，志之所之，一為情所役，則失其雅正之音。」
也就是說詞以言情為主，但情又不可淫、不可肆。淫者狎豔，肆者傖俗，皆不雅正。豪氣詞近於肆，且多非言情，又不協律，故非所尚。
對東坡稼軒，雖以其名高而不願做太多的批評，但基本上是甚不以為然的。所以元遺山稱道稼軒，張炎說：「遺山極稱稼軒。及觀遺山詞，深於用事，精於煉句，有風流蘊借處，不減周秦。……初無稼軒豪邁之氣。」
可是南宋時北方元遺山等人所流行的詞風，其實與李清照、張炎他們頗不相同。清賀裳《皺水軒詞荃》說：「元遺山集金人詞為《中州樂府集》，頗多深裘大馬之風。」這種深裘大馬、疏爽勁快的作風，跟南方雅正婉麗之風，恰好形成一種對比。因此況周頤《蕙風詞話》卷五：
自六朝以還，文章有南北派之分，乃至書法亦然。姑以詞論，金源之於南宋，時代正同，疆域之不同……細審其詞，南與北確乎有辨，其故何耶？……南宋佳詞能渾至，金源佳詞近剛方。宋詞細致能入骨，如清真、夢窗是；金詞清勁能樹骨，如蕭閑、遁庵是，南人得江山之秀，北人以冰霜為清。南或失之綺靡，近於雕文刻鏤之技。北或失之荒率，無解深裘大馬之譏。……然而宋金之詞之不同，固顯而易見者也。
南北分立，確如其所述。然其所謂宋金詞之不同，其實只是金與南宋的不同。
而所謂金人，其實又多只是北宋被滅後留在北方的宋朝人，所以陳匪石《聲執》卷下說：「金元詞人以吳彥高、蔡伯堅稱首，實皆宋人。……蔡則疏快平博，雅近東坡。」留在北方的宋朝遺民，繼承的，乃是北宋原來即有詞風。
故所謂金與南宋之不同，很大一部分，只是詞風在南宋雅正化前後的差異。
類似的情形，是南宋被滅後，元朝有一部分詞人即原先的南宋人，仍沿襲著南宋詞風，於是元代詞中就有一派婉媚之作，如陳匪石所云：「是名雖屬元，實乃南宋餘韻，蓋草窗、碧山、玉田、山村之所倡導，如張翥、張雨、邵亨貞等皆屬此派。在元代詞學為南方之一流別。」
金朝這種延續北宋的詞風，不僅仍見得著東坡的影響，也有其它。如丘處機等道流的丹道詞，便衍唐宋說理詞之緒。完顏雍《減字木蘭花．賜玄悟玉禪師》、完顏璹《西江月》一百八般佛事、趙秉文《青杏兒》「但教有酒身無事」……等亦屬此類。
許古《眼兒媚》「持杯笑道，鵝黃似酒，酒似鵝黃」，況周頤說它是「打油腔」，事實上即是王灼所描述的北宋末年滑稽諧謔詞風之後勁。
記事之詞尤多，如元遺山，況周頤謂其「賦《隆德故宮》及《宮體八首》《薄命妾辭》諸作。……此等詞，宋名家如辛稼軒固嘗有之，而尤不能若是其多也。」這便是唐與北宋舊作風之遺，故與南宋頗有不同。
到元，王輝《秋澗集》百卷，吳梅《詞學通論》猶謂其「皆以論事見長」；歐陽玄仿歐陽修《漁家傲》記都城風俗事，亦如前文所述，乃雜事詩之類。
此均可見金元詞風頗繼承北宋風氣，與南宋以雅正為尚者確乎不侔。
但因後世南宋雅詞漸漸成為詞史上的正宗，金元詞風不受重視；北宋詞亦受南宋詞觀之影響，被解釋成是上承花間之發展，於是花間、南唐、周柳以迄南宋姜張夢窗一脈，竟成詞體正宗。
不符合這個詞風的，一大部分被完全排除於視域之外，如那些彷彿雜事詩、說理詩、打油詩的詞作；一小部分被描述為是正宗出現後的新變，如所謂蘇東坡辛稼軒的豪放詞風。
其實花間香奩才是詞體形過程中較晚出現的類型。北宋詞亦不只承繼這個類型，所謂的豪放詞，更早在東坡以前就多得很了。豪放以外，俚俗的、滑稽的、側豔的、不側豔的、講道理的、記風物的、徵事類的，什麼都有，情況跟詩沒太大不同，甚且比詩還要雜。作詞也根本不太講究協律，不是詞從來都講究音律，到東坡才「橫放傑出，曲中縛不住」的。
北宋中，柳永周邦彥特嫻聲律，使詞朝音律化跨了一大步；北宋末南宋初，李清照再以聲律進一步區分詩與詞，強調詞應協律、應雅、應「別是一家」。
這種區別詩詞的態度，尋找每一種文體「本色」為何的做法，大概是北宋末年的一種風氣。故稍早於李清照的陳後山，便曾說東坡詞「如教坊雷大使之舞，雖極天下之工，要非本色」。晁補之亦曾說：「黃魯直間作小詞，固高妙，然不是當行家語，是著腔子唱好詩。」
這些批評都是李清照的先聲，只不過他們並沒有明確說出詩詞之辨到底何在、詞應以何者為當行本色。李清照以後，南宋詞壇如張炎、沈義父等人所做的工作，便是針對這一點去強化說明，以建立詞這個文體的本色正宗及其譜系。
我們若聯想一下理學道學家的道統正宗譜系是怎麼在北宋到南宋這段時間形成的，對詞史上這一段正宗本色形塑史大概也就不會感到突兀。
正統論，在宋代思想史上，是彌漫於許多領域的總體思潮，政治上固然講正統論，由歐陽修、司馬光到朱熹的《通鑒綱目》，蔚為大觀。儒學思想也因此而說道統，編了《伊洛淵源錄》《聖門事業圖》等，建立了儒家的道統譜系。文學上，亦有「文統」之說，元遺山在《病中感寓》中詩曰「正賴天民有先覺，豈容文統落私權？」真德秀編《文章正宗》，陸放翁則希望楊萬裏：「願公力起之，千載傳正統」。佛教道教也一樣，全真教有《金蓮正宗記》，佛教編《釋門正統》、《傳法正宗記》。
諸如此類，都顯示了北宋中晚期以迄南宋，整個社會上，存在著強烈的正統意識，以及企圖確立正統的行動。詞家的作為，亦屬於此一時代思潮中的一支。
正統論本來就是對歷史進行價值選擇的結果，選擇一些來推崇之，視為正宗正統之所在，要人承繼它，所以正宗同時也就是後人學習的典範。可是，這種選擇也篩濾掉了許多被視為不符合正宗之條件者。
像政治上的正統論，不承認許多朝代；儒學上的道統論，則不承認孟子到韓愈周敦頤之間的儒者。同理，詞的正統論、本色當行理論，也排斥不雅正婉約的詞風。對辛稼軒已不免於惡評，陳同甫更是被這個正宗譜系給遺忘了。
陳同甫《自贊》曾自詡是「人中之龍，文中之虎。」但實際上他在南宋只是個畸人。持論既畸於時，為人具英雄氣，也與當時南宋人不甚相同，跟北方南下的辛棄疾倒是氣味相投。主張漢唐帝王不容抹煞，不能采道統觀念認為三代以後只是「牽漏補架」過日子，更與揭揚道統論的朱熹不合，他本人也被擯於聖門事業儒學道統之外。心力寄於詞作，欲於詩之外別開一域，然竟與其無與於道統一般，也被排拒在詞的正統之外，這不是畸而又畸嗎？
陳亮之「畸」，在於他對道統正宗說並不是截然排斥的。如，他十分認同於所謂的「伊洛正源」。故在他自己看，他是努力在發揚伊洛之學的人。可是，在以繼承伊洛為職志的朱熹看來，陳亮之說卻是必須辟除的異端；就是現代人，也都以反對程朱來看待他。這不是荒謬的處境嗎？
詞，他也一樣。雖跟講「詞別是一家」的人同是一路，都主張詞與詩分，可是人家說詞與詩分，是要協律要婉約要雅正，陳亮又不是那樣的風格。所以竟像蝙蝠一般，長著翅膀飛進鳥群裏，鳥兒卻不認為牠是同類飛禽，遂只好孤獨地停在歷史的黑暗角落裏。
但陳同甫《和吳允成靈洞韻詞》說得好：「我自醉眠其上，任是水流其下，湍激若為收？世事如斯去，不去為誰留？……但有君才具，何用問時流？」凡畸於人、忤於時者，輒侔於天，陳亮的成就也是「何用問時流」的。
而且，所謂「侔於天」，是說此類畸人反而能幫助我們認識歷史的真相。透過陳亮這位畸人，可讓我們更能看清楚詞史的發展及其中存在的問題，揭開久被正宗本色論掩蓋的事實，也可借此以反省我們現存詞史觀，並顛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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