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俄文化的交換痕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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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學」其實就是中學西漸之成果。世界上曾有那麼多人讀中國書、關心中國歷史、想了解中國文化，而遂形成了這麼些學問，是我們當感謝或感動的。而他們又各有傳統、各有特點，值得我們分別關注。

國人常以為老外不可能懂中國文化，遂忽略了這其中文化互動、共同提升的意義。更忽略了：外國學者之研究，由於具有新視角，其成果也常值得參考。

一、

例如李福清（本名鮑里斯．利沃維奇．里弗京，Борис Лъвович Pифтин / Boris L. Riftin，1932–2012）主編過《中國木版年畫集成．俄羅斯藏品卷》，這就是俄羅斯的特點，其他國家對此較少關注。

俄羅斯聖彼得堡埃爾米塔日博物館、莫斯科東方民族藝術館、普希金造型藝術博物館等處，都收了大量中國年畫。而中國人對此卻不熟悉，故需要他們來介紹。

俄羅斯當然並不專收藏年畫，年畫只是中國民俗畫這大類中的一部分。他們注意圖像數據，注意庶民生活，故民俗畫作為藏品的一大特色，從1818年在聖彼得堡成立亞洲博物館就開始了。

早期主要有五筆來源。一是斯特羅幹諾收藏的外銷畫，共有233幅，分為魚、花、船舶和裝在一只歐式風格硬紙盒中的67幅硬紙畫。這些外銷中國風俗畫題材包括帝王、名將、建築、官員、少數民族人物、宗教寺廟的儀式以及市井生活等。

第二筆是中國蒲草畫冊，共26幅。三是波波夫的畫冊，5冊515幅，所畫內容為手工藝人、商人和農民。最後一筆來自布列特施涅德的12冊562幅，布列特施涅德對植物學很有研究，努力促成了歐洲農業接納來自中國的植物。年畫則是後來陸續收的。

之前，1934年，徐悲鴻到列寧格勒講演、辦畫展，也曾見到這裡收藏的大批中國年畫，很是驚嘆。

當時是阿列克謝耶夫陪同他演講。阿列克謝耶夫能從中國的風俗習慣、民族特性等視角來解釋中國繪畫，使得徐悲鴻在莫斯科和列寧格勒的畫展非常成功。

事實上，這位阿列克謝耶夫譯著有《中國論詩人的長詩 — — 司空圖的〈詩品〉》《中國文學論文集》《中國風情錄》《東方學》《中國古典散文》《中國民間年畫》《中國財神》等。他翻譯、作序的幾種《聊齋誌異》故事集也曾多次再版。

在他謝世15年後的1966年，裝幀精美的《中國民間繪畫 — — 中國民間繪畫所表現的舊中國的精神生活》一書亦得以出版。而那時，年畫根本還沒進入國人的研究視野呢！

一般認為年畫不過就是新春期間在房舍廳堂張貼的木版雕刻民俗畫，所以不以為意。其實用以考古、考民風、考版畫藝術，都極有用。

二、

何況，大家不知道的是：中國最早的版畫，正是存在俄國。

那是1907～1908年間，俄國Π.Κ.科茲洛夫探險隊在我國甘肅額濟納旗黑城鎮（西夏黑水城遺址）一古塔中，發現的《隨朝窈窕呈傾國之芳容》（俗稱四美圖）和《義勇武安王圖》（俗稱關公圖）。那是金代以來流傳在平陽（今山西臨汾）的作品。

當時《四美圖》入藏俄羅斯亞歷山大三世博物館。1914年，日本東京帝國大學狩野直喜去俄國考察，獲得了影印件。在日本《藝文》雜誌上發表，標明：宋金時代的中國版畫。這才逐漸為國人所知。

《四美圖》高57厘米，寬32.5厘米，從左至右為班姬、趙飛燕、王昭君、綠珠。畫中人造型體態豐盈優美，人物背景為盛開的牡丹、嶙峋的太湖奇石、折曲的玉石欄杆。線條細膩，姿態各異，服飾不同，細緻入微，令人驚嘆。

整幅畫作佈局巧妙，造型生動；雕刻刀法嫻熟，線條流暢，是中國古代版畫的曠世珍寶。畫中一豎雕有邊框小字：平陽姬家雕印。

《關公圖》高72.3厘米，寬34.2厘米。關羽處於畫面中心，端坐於椅上，雙手置於腿上，目光炯炯，美鬚飄然，神態安詳。畫面佈局豐滿，人物細膩生動。畫幅周邊飾以回紋，上方也有一通欄橫披，楷書「義勇武安王位」。畫框上有「平陽府徐家印」字樣。

製作年代，從關羽封號推斷，應在公元1123年～1128年之間，即北宋徽宗宣和五年、金太宗天會元年之後的幾年內（我去年應山西運城政府之邀去參加其關公文化節，說起這張武安王像，當地竟然都還不知道。對世界關公崇拜之無知，令人驚訝）。

三、

同時出土的，還有一本金代平陽刻印的《劉知遠諸宮調》唱本。

諸宮調，是宋詞和元曲間的過渡。宋詞已唱故事，但用一個宮調的詞牌，音聲不免單調，金諸宮調才用許多宮調來唱，而《劉知遠諸宮調》就是我國現存最早的，也是對後來的戲劇、說唱有重要影響的作品。

全書12則，今存《知遠走慕家莊沙陀村入舍第一》《知遠別三娘太原投事第二》《知遠充軍三娘剪髮生少主第三》《知遠探三娘與洪義廝打第十一》《君臣弟兄母子夫婦團圓第十二》5則，前4則並有殘頁，但首尾完整。敘述五代時後漢高祖劉知遠發跡變泰的故事，南戲《白兔記》即取材於此。

沒這本書，戲曲史就不好講了。

這本書，1958年由蘇聯國家對外文化聯絡委員會贈還中國，現藏北京圖書館。國內1937年北平來熏閣書店的石印版本和1958年文物出版社的影印版本，其實根據的都還是1935年鄭振鐸依這本書做的校訂版。

北宋太宗時，日本僧人攜來中土已佚的鄭玄注《孝經》等書籍，給中土士人造成極大震動，也引起朝廷對域外漢籍的重視。宋哲宗元佑六年，乃向高麗訪求佚書。晚清民國時期，學人楊守敬、黎庶昌、傅雲龍、陳榘、張元濟、王古魯等人，紛紛搜求海外中土佚書，斬獲甚豐。《劉知遠諸宮調》之回歸，也具有這樣的意義。

四、

比上述文獻還要重要的是：世界上最早的活字印刷品實物。

印刷術乃中國四大發明之一，但沈括《夢溪筆談》關於畢昇在宋仁宗年間發明泥活字印刷的記載，只是孤證，當時的活字印刷品沒有流傳，後來中國印刷的主流又不是活字而是雕板，所以國際上普遍懷疑中國首創活字印刷術。加上韓國現存金屬活字比我們早，更是極力強調韓國的發明權。

現在，不用爭了！

俄羅斯收藏的中國黑水城文獻，就有大批西夏文活字印刷品的問世，說明活字印刷術在中國中原地區發明不久，就很快傳播到了西部地區。

它們與流失於海外的近千枚回鶻文木活字，是世界上現存最早的活字實物（只不過，西夏使用的是方塊字活字，回鶻活字則是一種包括了詞、詞綴和字母在內的混合型活字）。

這些材料，當然也說明了活字印刷如何由東向西沿著絲綢之路傳播到西方去。

俄羅斯所藏西夏文文獻舉世無雙，其中木刻本印於11世紀晚期至12世紀，也有13世紀頭25年間的印品。西夏文最多，其次為漢文和藏文。一些書籍可確定是用活字版印製的。佛經數量極大。西夏皇帝印經動輒一萬兩萬冊，視作功德，常無償布施給官員和老百姓。裝幀則以漢地書籍為藍本，有寫本雙蝴蝶裝、蝴蝶裝、捲軸裝、折疊裝和梵夾裝。這些，都是極珍貴的資料。

漢文典籍之西夏文譯本也很多，例如儒家有《論語》，殘存第5、11、15、19章，有部分注釋。據吳其昱教授說在我國福建發現的《論語》中，有相似的注釋。

也有《孟子》譯本，殘存兩件，第4～6章和第8章。《新集慈孝記》，則節選譯自《司馬光．家範》。史部有唐代吳兢撰《貞觀政要》《十二國》等。軍事有《孫子兵法三家注》，用曹操、李荃和杜牧注；《六韜》卷一、卷二；《黃石公三略》等。

西夏文獻中還有一個重要門類，是模仿我國辭書而編的。例如《文海》成書於1124～1131年，是仿漢語韻書《廣韻》，詞彙按韻和字形編排，釋義和注音借助於漢文反切法，不能按韻編排的詞彙則歸入《文海雜類》，按聲母分組編排（本書已翻譯成俄文和中文出版）。

《同音》，則將西夏字同音字按聲母分為九品，每個字符後都有注釋，或用同義詞，或注明詞性，或用它的反義詞釋義。

《文海雜類三才字雜》將文字分為天、地、人三大類，之下再分小類。成書於1223～1227年。此書由捷連提耶夫-卡坦斯基和索夫羅諾夫出版。

《同義》是一部關於同義詞的字典，成書於1189年，按照發音的清濁，巧妙地進行分類彙編。

《五音切韻》之第一部分按漢語習慣將輔音分為九品；第二部分則自上而下，無中間音節；下面是西夏語特有的帶中間音的音節。

木刻本《番漢合時掌中珠》尤其重要。它是西夏文漢文對照辭典，刊於1190年，西夏骨勒茂才編撰。自左向右看，是漢文西夏文注音；自右向左看，則為西夏文漢字注音。

這部書收字數千，如果沒有它，西夏文恐怕至今還難以破譯。價值略等於大英博物館的鎮館之寶：可破譯埃及文字的羅塞塔石碑。

五、

跟活字類似的重要文物，還有些也頗可述，例如針灸銅人。

針灸術在我國流傳已久，但穴位終顯神秘，不好掌握。宋代天聖四年（1206），宋仁宗詔令太醫院鑄造仿真人體模型，供醫學生學習和考試使用。次年鑄成兩具銅人，史稱「天聖銅人」。

體內有木製的五臟六腑和骨骼，體表有354個小孔，代表人體354個穴位，每個小孔旁還用錯金文字標示了穴位名稱。銅人內部可以灌入水銀。如用細針準確扎中「穴位」，水銀就會流出。

太醫院進行針灸考試時，會用黃蠟把銅人體表的小孔和穴位名稱封住，各個考生要根據老師出的題目，在銅人身上施針。水銀流出，考試才能通過。

其後輾轉到明朝，天聖銅人已嚴重損壞，穴位名稱模糊不清了。因此，正統八年，英宗下令太醫院仿照天聖銅人再製一具，世稱「正統銅人」。

但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八國聯軍入侵北京，原放在太醫院藥王廟的正統銅人也丟失了。直到1958年中國醫學代表團訪問蘇聯，參觀列寧格勒艾爾米塔什博物館時，才發現這個集醫學理論、手工業技術和藝術靈感於一身的稀世奇珍，也是中醫針灸學象徵的正統銅人就在那裡。

六、

以上所說，俄羅斯所藏數據之豐富與獨特，足以令人想見一斑。

年畫收羅之豐，來自長期關注；西夏文物之富，由於探險劫掠，性質雖或不同，但需要眼光是無疑的。跟敦煌一樣，東西就在那兒，但國人不識貨，英國法國人俄羅斯人卻知寶，千里跋涉來覓。

取得文物後，解讀與研究則需要學力。伊鳳閣（俄羅斯漢學家，西夏學家）1918年就發表了《西夏文文獻》等許多論文，提供了有關《同音》《文海》《雜字》方面的信息。1919年更編成《西夏文字典》。而那時，我國研究西夏的學者又有多少呢？

聶歷山（蘇聯西夏學研究專家）只和我國的羅福萇、羅福成兄弟，以及著有《西夏研究》的王靜如有些合作。

1935年聶歷山編出《西夏文文獻及其收藏》，提出了今後西夏文文獻研究的四項任務。本來還要做《基於西夏字典和碑文的西夏語音研究》，但1937年被捕入獄。

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1950年，東方學研究所遷往莫斯科，在列寧格勒留下其分所。由戈爾芭切娃（З.И.Горбачевщй）擔負西夏文文獻的整理工作。1963年出版了《西夏文寫本及木刻本：蘇聯科學院亞洲民族研究所藏西夏文已考訂寫本及刊本目錄》。

但1963年的目錄僅列出了西夏文佛教文獻。1999年，日本京都大學出版了俄羅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收藏的西夏文佛教文獻目錄。幾乎將所有西夏文文獻介紹給了國際學術界。 — — 這也可看出俄羅斯漢學的國際互動很熱絡，與日本合作尤其多。

前面提到的聶歷山，就對日本研究貢獻很大，在日本南部宮古島平良鎮，竟有一條街道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並立有紀念碑。另外，俄羅斯學者在台灣的調查研究，也早在一百年前即開始了。

是的，這種互動，早在二十世紀初。1910年，в.м.阿列克謝耶夫從歐洲漢學界學習歸來，途中繞道中國進行三年的考察（見в.м.阿列克謝耶夫，《在舊中國-1907年旅行日記》，莫斯科，1958年）。返回彼得堡後，即著手對亞博所藏中國寫本和刻本進行全面整理。

與此同時，繼續有計劃地充實圖書文獻資料，首先，通過在中國的使館人員和俄國北京教會同北京的幾個出版機構進行聯繫，得到許多圖書。通過在日本學習的俄國學者н.а.涅夫斯基等人又得到一批有關中國佛教和中國文學方面的日本文獻。

其目的在於把亞洲博物館營造為進行中國學專業創作活動的園地，並由此培養出一批研究中國學的專家。他們組織出版中國小說和詩歌作品，制定研究中國和日本佛教的計劃。

1910年，法國伯希和訪問彼得堡，發現黑水城文獻的重要價值，揭開了亞洲博物館研究中國西北劫獲品的序幕。1925～1932年，他又到東方所作訪問，並在彼得堡大學東方學系講授中國民間宗教和戲劇。日本學者也對奧登堡（俄國東方學家）所獲敦煌文獻極為關注。

十月革命後，舒茨基（研究中國的道教），瓦西里耶夫（研究中國文學），弗魯格（文獻編目），德拉古諾夫（研究漢語），斯卡契科夫（從事俄國漢學的研究），施普林欽（研究漢語）都很有成績，國際合作更形擴大。1960年，第25屆國際東方學大會在莫斯科召開。

七、

敦煌文獻的收集和研究也顯示了他們的實力。

繼斯坦因、伯希和之後，俄羅斯梵文、波斯文專家奧登堡帶了一隊人，於1914年至1915年間到敦煌住了半年，收集到的寫本和文物資料，佔全世界敦煌文獻的12%左右（可能還不只這個數。我見過當時的探險筆記和幾千張照片 — — 畢竟住了大半年呢 — — 就還沒公佈，公佈的只是敦煌文書和一部分圖像），使得俄羅斯成為敦煌的世界研究重鎮之一。

敦煌文獻名氣大，眾所矚目，可實際上它和黑水城文物一樣，都屬於一個大類。

從19世紀末到1915年，俄國先後多次派出考察隊，在中國的西北地區「考察」，劫獲大批文物，敦煌及黑水城即其中兩個點。

同時，俄國駐新疆等地區的外交人員也以其便利的條件和特殊的身份收集散在當地民間的文獻文物。這些物品多收藏於亞洲博物館和艾爾米塔什博物館。

由於所獲來源分散，數量龐大，加上文種和內容的龐雜，中間又多經轉手，考察收集時的原始紀錄及入庫時的入藏登錄均不完備，造成庫藏紀錄混亂，紀錄的文獻來源與實際不符，數量與實際有出入，有些收集品在庫藏紀錄中找不到，存在的文獻又不見庫藏目錄者甚多。

像《金剛般若波羅蜜多經》就破損成601件殘片，其綴合、歸類，工作十分繁難。所以到底還有多少東西，耐人尋味。

但不管如何，敦煌的寫本、壁畫、絲織品等文物至少在18000件以上（早年我老師黃永武先生編出包含全世界敦煌文獻的《敦煌寶藏》時，台灣仍在戒嚴，故俄羅斯所藏敦煌資料無法收得。到1992～200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才將之出版為《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藏敦煌文獻》17冊）。

吐魯番劫獲品也很可觀。1898年，俄科學院д.а.克列門茲率領考察隊在高昌故城、伯孜克里克千佛洞和阿斯塔那墓葬區進行了勘察，獲得許多梵文和回鶻文文獻及壁畫。

1906～1907年，а.д.科卡諾夫斯基又獲得不少梵文、漢文、回鶻文和藏文寫本。1909～1910年，奧登堡也去了吐魯番，同樣收穫頗豐，見他所著《1909～1910年俄國土耳其探險》（聖彼得堡，1914年）。

南疆收集品，第一組是н.Ф.彼得羅夫斯基自19世紀80年代至1903年任俄駐喀什噶爾外交領事期間，陸續從喀什、庫車、庫爾勒和阿克蘇等地收集到的中亞寫本和文物。第二組是с.а.科羅可洛夫繼任喀什噶爾總領事期間，寄回給亞洲博物館的一組梵文寫本。

北疆收集品，第一組為俄駐烏魯木齊總領事н.н.科羅特克夫寄回亞洲博物館的一批梵文、龜茲文、粟特文寫本（收集於吐魯番地區）。第二組為俄駐庫爾勒領事а.а.吉亞科夫得自吐魯番民間的回鶻文和漢文寫本。

1930年，蘇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正式成立。原亞洲博物館下設三個分支機構：東方學收集品部，突厥學會和佛教文獻室。三個下設機構連同圖書館藏書一併歸入東方學所，以25萬種圖書組成東方學所圖書館。

圖書館新設兩個特藏部。一是穆斯林文獻收藏部收藏穆斯林文獻，包括阿拉伯、波斯、土耳其和蘇聯本土各突厥語民族的文獻。二是東方古寫本特藏部，專門收存包括前述中國西北地區所獲漢語和其它語種寫本在內的全部東方寫本。1963年以後，分所再將中國部分成幾個專題組：敦煌手稿組、中國刻本組、文學組、語言組和思想史組。

這樣的組織，可充分顯出它的實力。關於穆斯林文獻、突厥學、佛學，另有機會再說，仍回頭說敦煌文獻。

八、

從1963年開始，м.и.瓦洛比耶娃．捷夏托夫斯卡婭等《敦煌漢文寫本注記目錄》便已出版，次年還獲得法蘭西科學院優秀創作獎。л.и.楚古耶夫斯基四卷本《敦煌漢文文書》也已出。

較近的則是2009年由俄羅斯科學院東方文獻研究所主辦，在聖彼得堡的敦煌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由波波娃、劉屹主編《敦煌學：第二個百年的研究視角與問題》2012年出版。

其中許多問題是交叉或結合的。例如葉甫根尼．克恰諾夫（E. I. Kychanov）《敦煌作為西夏王國疆域的一部分（982–1227）》、基拉．薩瑪秀克（K. Samosyuk）《西夏及元朝的黑水城、莫高窟、榆林窟繪畫藝術風格》、索羅寧（K. Solonin）《西夏文禪宗文獻及其內容特色》等，都是敦煌與西夏的交叉研究。

索羅寧認為西夏禪宗沒有形成自己獨立的宗派，其學說主要和契丹地區的「華北佛教」以及吳越地區的佛教有關，則又關聯於遼史。

同時出版的還有高田時雄編《涅瓦河邊談敦煌》（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2012年）。是2010年在聖彼得堡召開的會議論文集。

2008年艾爾米塔什博物館和東方文獻研究所為紀念亞洲博物館創建190週年又舉辦了「千佛洞：俄國在絲綢之路上的探險」大型展覽，同時出版了《千佛洞：俄國在絲綢之路上的探險展覽圖錄》。同年出版了波波娃主編的《二十世紀轉折點時期俄國的中亞探險》，匯集15篇討論20世紀初俄國各支探險隊的論文，也包括中、日、英、匈牙利學者對相關問題的討論。

後來這個展覽部分陳列品移到日本京都，2009年在京都國立博物館舉辦了「絲綢之路古文字巡禮 — — 俄國探險隊收集文物」展，並出版了同名的日文展覽目錄。2012年莫斯科又出版的波波娃主編《中亞的黨項：紀念克恰諾夫教授誕辰80週年論文集》有論文35篇。

諸如此類，不再往下一一敘述了。

我去年訪俄，雖然老友李福清、季塔連科、譚傲霜等俄羅斯漢學大家均已凋零，但新人輩出，仍是氣象崢嶸。會見了莫斯科大學尤里耶維奇，遠東研究院鮑列夫斯卡婭、謝門能科、謝德照、劉宇衛等漢學家。也見到了新的成果，如《史記》《淮南子》《鄭和下西洋記》《金瓶梅》等的全譯，及六大卷的《中國精神文化大典》等等。

而且他們已經認識到：目前世界漢學已到了新的整合階段，一方面是國內應與國外整合，一方面是各國不同漢學傳統之間的整合。針對後者，他們現在也已有「世界中國學口述史」之項目在推動，未來自然很可期待。

「我們查閱敦煌寫卷在東方學研究所一樓的大廳裡 — — 據說是沙皇親王宮殿的浴室改建的，現在成了會議室。」潘重規先生1973年去東方學研究所尋訪敦煌抄本後曾經在《列寧格勒十日記》中這樣寫道。現在，這個所仍有一種神秘、古老的氣質，但顯然比當時更有活力了。​​​​

編按：6月12日為俄羅斯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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