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運在烏有之路駕馭萬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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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紀八十年代，我在雲南旅行時，聽到楚雄某些彝族學者的論點，說彝族乃發源於楚雄一帶，新出土的元謀原人及彝族十月太陽曆均可證明此一文明發軔之早。其後這個擁有黑虎圖騰與太陽曆的民族向西北遷徙，有進入巴蜀乃至康藏的，成為川康氐羌或藏人。再往北，則成為陜甘羌族。向東北方走的，就逐漸擴及黃淮平原，再經東北，跨過白令海峽，到達美洲大地。
換言之，彝族幾乎可說是亞洲美洲的文明之源。我國古代的《易經》《老子》《楚辭》中均可找到不少證據。
對於這類以自我一族為世界文明中心的論調，我當然是啞然失笑的。但仔細一想，就赫然發現：這個大遷徙的想像，其實正是我們對於人類文明的基本解釋。
例如清朝末年時流行的中國人種及文明西來說，就曾經影響深巨。
著名學者蘇雪林，花了數百萬字，想證明《楚辭》所顯示的乃是巴比倫的神系與世界觀。其他學者論證墨子應是非洲黑人或印度婆羅門。古代中國的星宿、太歲名稱，亦有不少考證，說它們源於這源於那。台灣的畢長樸先生則倡言一種中國人種北來說。此外，人類學界對於人類文明也有起於非洲北端，再逐漸擴散全球，和起於印度尼西亞群島等各式主張。彝族學者所主張的，便屬此類說法之一。
反對此類文明一元論的，輒主張文明多元論：各洲各有人種、各有文明，各升各火，各因各果。
雖然如此，文明多元論者亦不認為文明源生於某地之後，即定居於該地，無遷徙無交流。只不過他們通常採取區域擴散的講法，不似文明一元論者講得那麼恢張，老是做縱橫幾十萬里的大規模遷徙論。
古代文明間的遷移與交流，到底該恢張點說，還是謹慎點講，很難論定，因為誰也不能斷言古代人類不是像候鳥般往來遷徙的。一隻伶俜燕雁，尚且每年不辭勞苦，度越萬里，飛洋過海，何況是人？
若說燕雁為何總要如此不憚煩，誰也說不出。避寒嘛，自有別的辦法，何苦如斯跋涉？海上風波、雲中羅網，其中之凶險，實更甚於寒冷。因此，這或者只能說是物性本能。
就像某些動物，一旦出生，就開始遠遊；待生育期再千方百計旅行返回原生地產育，或臨死時再回來。一生就在這一來一往的長途跋涉中度過了。
若問這樣的生命到底意義何在？也沒人答得出來，生物的本能，就蘊含著屬於它最本質的奧秘。似乎動物之不同於植物，就在於它要徙旅要遷移，否則它就乾脆生為植物了。
講這麼多，我要說的是：人的物性本質或本能就是要遷旅行遊的，人類的文明，便也成於旅行之中。
人，這個字，在中文的構形中，像人直立之形。人立，是人的物性特徵，其他動物只有少數或偶爾能夠如此，例如熊。
人能站立故能邁開大步走，所以「大」字就像人行立於山川日月之間之形。文明之文，則是物相雜之形。人與人、群與群，要相互交流走動，才能雜，才成文，故古人曰：「物一無文」。
我們也可以說旅行才能達到跨文化交往，讓人在文化轉換之中，跨出自己的文化封域，通過碰撞、理解而逐漸融會出新的文化視野，達成新的文化創造。這個過程，實際上就是文明不斷創發的歷程。若人一直侷限於他自己那單一族群、單一文明、單一地域，其文化就絕不能發展，因為「物一無文」。
近年歐美的旅遊研究雖然很熱，大談流亡、移民、後殖民、混血兒、探險家、觀光客，但實際上缺乏歷史與文化視野，基本上是處理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大眾觀光旅遊工業所帶來的問題。
所以Caren Kaplan才會說：「旅行無疑是一個現代概念，象徵著西方資本主義擴張年代中的商業與休閒活動。而『位移』更多的是指現代化所造成的群體遷移」；James Clifford則承認他所稱之旅行一詞，乃是與歐洲的、男性的、中產階級的、科學的、英雄的、娛樂的事相關著。因此據他看，所有的男人都是旅行者。
他們都忘了：旅行，是如上文所說，古已有之；且是人類之物性本質，男人遊，女人也遊；又是各文化形成及發展之原理，故而西方現代後現代有旅行有位移，中國更多的是旅行文化及因旅行創立的中國文化。
古代旅行困難之一，在於行囊笨重，攜帶不便。
例如孔子周遊列國，與弟子講學不輟，勢必要帶些書籍，以供諷誦。惠施出遊，「其書五車」，亦是如此。可是帶著這一大批竹簡去旅行，搬運實在費錢費工，並不容易。
古羅馬人旅行須僱信使，也是這個緣故。一位信使約可負重四十公斤，每一里要收兩個銀幣，旅費還須雇主負擔，花銷殊為可觀。
旅行也不是花了錢即能順利就道的。
古羅馬遊記中記載了許多旅途障礙，例如碰到大量青蛙、或大批免子佈滿路面；有時鄉間道路上忽然湧來大批老鼠，有時有蛇群；或沼澤區蚊子肆虐，都可能令旅行無法進行。
有些規定，則比蚊蟲蛇鼠更惱人，像羅馬提比略帝禁止在旅店中賣糕點，理由是吃糕點太奢侈了。尼祿帝則禁止賣蔬菜以外的熟食。原因不詳。但旅行而不慣食生冷者，恐怕就只好少出門了。
出了門，而且旅行順利進行著，也不會就無煩惱。
我讀《論語》時，便常想：孔子通關過國，如何申辦旅行通行證？他在外地遊歷十幾年，要不要寄信回家呢？信差或郵務，在當時也不知是怎麼回事。春秋戰國時，通關多用「銅符」，與羅馬人以青銅製作證件相似，但《論語》中不曾敘及。羅馬郵政創於奧古斯都。但據記載，只是傳驛，且為公文書之傳訊，非一般旅人的家報書函郵遞。中國古代旅人要向家人報平安、通信息，要怎麼辦，也不易了解。
而這些，就我旅行的經驗來說，可都是大事且是麻煩事呢！
我也是讀書人，旅行途中不免也要帶些書參考或送人，別人也常回贈我一些書或資料。旅中又必然要去逛逛當地的書店，像女人採購衣飾化妝品般，訪書乃是我輩旅途上最大的樂趣。到書舖摩娑徜佯，遠勝於逛街或聽導遊鬼扯。如此一來，行囊就立刻如堆滿磚塊般，龐大而且沉重。撐破旅行袋、拉斷拉箱、扭傷腰背，都是必然的。更慘的，是還要多花不少錢、多嘔不少氣、多擔許多心。
第一次到北京時，書刊資料，蒐集五十公斤。當時不能通郵，只能扛到機場去。行囊因捆書太重，早已開膛破肚，用繩索勉強束緊，也不能托運。航務人員恩准我背上飛機，但須巨額罰款。罰就罰吧，雖然罰起來比買還要貴，又能怎麼辦？可是，這不是交錢就可了的事。他們不收美金、不收新台幣，也同樣不收人民幣。收什麼呢？只收外匯券。一國兩制。所以必須再扛起這包捆得不大牢的書，氣喘吁籲，跑去四處找兌換的地方。一面拉拽行李，一面翻找證件及兌換鈔幣，一面扛舉書包，心裡則急躁擔心得要命，生怕趕不上飛機，將要滯留「匪區」。終於在寒冷的北京機場裡，急出一身熱汗，裹在大衣裡，如泡了水一般。
後來北京可以通郵寄書到台灣了，也未必就便利許多。因為交通仍然不便，可郵寄海外的郵局或書店也不太多。所以買了書，常要捧著、拎著、背著、拽著去找地方郵寄。有時能藉到腳踏車來捆載，或攔到一台三輪車，就慶幸不已了。
雖然勞累，但能帶、能郵寄，畢竟還算好的。最苦惱的，是好不容易撿拾停當，載到機場，海關安檢卻是內部資料不准帶、線裝古籍不准帶、封箱的書勒令拆開、已包裹的書須改購他們準備的箱子或改採封裹方式……。
這些規定，比羅馬皇帝的禁令更難理解。扣留以後，損失不貲，又無賠償，遂如半路遭了劫掠。封捆好的包裹，割拆以後，也不幫你貼好綁好，更讓你不知該怎麼辦。這類狀況，正如不准帶酒登機，因為擔心恐怖攻擊，會在機上點燃含酒精的飲料，可是卻鼓勵旅客在機場內免稅店多多買酒帶上飛機那樣，若不荒謬，哪顯得出海關的尊嚴與權威呢？
這就是問題癥結之所在了。人像鳥，原本是自在徙旅的。誰聽過鳥兒飛行經過某國「領空」要先申辦通行證、要到海關驗關、在某地捕獵或啄食了食物要交稅？人的世界，卻用此疆彼域，區隔出種族、國家、省市等。行旅都要管束、通關都要懲罰。交稅其實就是懲罰之一端！理由是：因為你們這些人要旅行，增加了我們的麻煩，所以要用關稅、貨物稅，讓你「留下買路錢」。那些亂七八槽的規定，亦皆旨在申張權力、困辱旅客，俾令其不能如大鵬鳥般翱遊四海罷了。
因此，所謂保障人民有居住遷徙的基本自由權，在現實世界中，實比思想言論自由更難實現。人受思想言論之箝制，多知反抗；受到遷徙自由之限制，卻往往視若當然，甚或樂於為其幫兇。
故我們觀察一個社會的自由度，輒可由旅行是否自由便利看。越自由的地方或時代，必然旅遊風氣越盛、通關驗證越簡易、規定越寬鬆、郵務電訊與交通越便利。
在各個城市入出通關，看見巍峨的海關大廈時，我都會想起許多旅行中遭逢的苦楚，也感受著社會的變化，並思考著這旅行與自由的問題。
在我腦子裡，更常盤旋著孟子的聲音：「古之為關也，將以御暴。今之為關也，將以為暴」「市廛而不徵，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關譏而不徵，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路矣」。
若說旅遊是以自由為其本質，則審美也是。
英國浪漫詩人科律芝，於一七九九年，偶讀《波卡斯遊記》，見其中有「忽必烈汗下令在此興建一座宮殿，附有富麗的花園。於是此圍牆圈起十里肥沃的土地」等語後，昏然睡去，夢中竟作成一長詩，醒來還歷歷在目，不下二、三百行。不幸忽有人來找，再想時，記憶就模糊了，勉強追懷，僅成五十四行，為一名作，叫〈忽必烈汗〉。詩中云忽必烈在上都興建夏宮：
林園鮮美，小溪環繞，
芳香的樹上綻開著花朵；
還有森林，與丘陵同樣的老，
擁抱著陽光照耀的片片芳草。
此詩成於夢寐，依憑的，是想像和吃了鴉片的作用，故所述當然也只能當夢話看。
忽必烈沒有建過園林，中國的園林，也非西方宮殿附設花園的概念。而圈地十里以為苑囿，科律芝大概想以此極力形容其大。不知在中國，帝王苑囿實在都要比這個規模大得多。
孟子說：「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梁惠王不過一諸侯，亦有園林方四十里，後世侈泰愈甚，園子又豈能小如科律芝所云乎？
科律芝若晚生一些年，來中國實地看看圓明園頤和園，保證會嘆為觀止，發現這些園子比他的夢中仙境還要美。
圓明園如今已成廢墟，頤和園則尚存典型。可是國人遊賞茲處，心情卻是複雜的。不只可有科律芝般欣賞園林美景，艷稱大汗功業的想像，也充滿了咨嗟感傷。慨嘆昔年若不如此豪奢，把錢用在國家建設上，國力也不致頹唐至此，讓美麗的園子，成為恥辱的象徵。
遊頤和園時，尤易令人生此感慨。因為當時就是慈禧挪用了海軍軍費來修頤和園，才有甲午之敗。
挪用軍款以修頤和園，王照《德宗遺事》、羅惇曧《中日兵事始末紀》、沈瑜慶《中譯日本帝國海事之危機》序、張蔭麟《甲午戰前之海軍》都曾提及。據羅說，挪用了三千餘萬兩，沈氏說用了二千餘萬兩，數字都極大。軍款既經如此挪用，當然會戰敗。
但挪用固屬事實，海軍可沒有那麼多錢。從光緒十一年海軍衙門成立至二十年八月甲午戰爭，海軍支出，每年也不過二百七十萬左右。其收入，政府撥款約二百萬，另有海防新捐二、三百萬，以及十三年後鴉片加稅給海軍署的二百多萬。收入相較，可四百餘萬。這些餘錢並不全屬海署，還要撥些給東三省練餉，因此「報效園工」絕不能多至二三千萬兩。
而且，海軍其實本是有錢的單位，故其弊不在缺錢，而在錢未妥善花用，添購船炮。所以建軍比日軍早而艦隻老舊，速度遲緩。
加以提督丁汝昌不嫻海軍戰術，又與教練英國人瑯威理不睦。瑯去職後，海軍紀律廢弛，總兵以下多攜眷居住陸地；軍隊每巡南洋，皆相率淫賭於上海香港。不說別的，甲午大戰起於八月，四月間海軍大校閱，發射完砲彈後，就忘了補充彈藥，八月打起來怎能不敗？
也就是說，甲午海戰之敗，別有因素，把它推到建頤和園上，既簡化了問題，也未必符合事實。
我國海軍，始建於光緒六年。光緒十年即逢中法戰爭，南洋、福建兩艦隊大敗，全滅了。所謂海軍，僅剩北洋一支。
而所謂海軍和山東浙江廣東等地之水師，戰力其實非常薄弱，往往連海盜都對付不了。甲午以前，如英法聯軍之役，導火線就是海盜。海盜混跡水手在英籍船上，被水師捕獲，雙方交涉起衝突而致釁。甲午之後，長江一帶督撫仍因海盜猖獗，向德日諸國定造河內砲艦數艘，以為防剿。
可見國事麻亂至此，非僅一園之罪也；兵力漸衰，亦不僅是錢不夠用的問題。
當然，天下事理複雜，不容易說得清楚，用「西太后挪用海軍款項造頤和園」這麼形象化的說辭，總括其要，確是個好辦法。這個說法，藉園林之宏侈盛美，以狀帝王之顢頇奢靡，大家是一聽到就會信的。
畢竟，國富民殷之世，王者起造園林，足以顯其國力之壯盛，令人艷羨企慕，如科律芝之崇仰忽必烈汗那樣，形諸夢寐。可是，國力已衰，起造林園就會讓老百姓受不了了。海軍戰敗而歸咎於慈禧，即由於此一心理。
其實光緒初年，晉豫飢荒。朝士議論，已主張提撥海軍軍款以供賑災。這就可見國力已衰了，必須動支軍費才能賑濟。亦可見動支海軍款項早有成例。而如此動支，會不會影響兵力呢？當然會。當時南洋大臣沈葆楨就期期以為不可，致書李鴻章，說此舉「必貽公異日之悔」。換言之，甲午之敗，若與提撥海軍軍款有關，此次賑災，恐怕才是主因。
可是用軍款賑災，老百姓不會批評，只會感謝。若移用軍款以造園，情況就不同了。糜爛國事的結果可能相同，但公心與私利之分，仍是人民評價這件事的標準。
只有時移境異之後，評價的標準才會改變。例如審美的或歷史的價值，現在就超越了那時的成敗或公私之辨。
不論頤和園是否造成了甲午的敗戰，不論建頤和園是否只為了慈禧個人的享樂，在戰亂與十年文革動盪中僥倖存留下來的頤和園，除了見證歷史，顯其歷史意義之外，更風華綽約地顯示其無與倫比的美。
沒有昔年慈禧為一己之私糜耗國力以建此園，哪能有現在的美麗園林？美，往往是殘酷的，非只帝王家如此。一場安史之亂，只成就了幾卷杜甫詩，所以趙翼詩云：「國家不幸詩家幸，賦到滄桑語便工」，後人欣賞杜詩之美，竟要感謝那一場戰爭。
說此等話，近乎沒有肺肝。因為戰爭中，生民塗炭，骨肉流離，其痛苦，不是戰爭以外的人說說風涼話便可以抹殺的。
這個道理，我也曉得。然而，歷史的無情、美的殘酷亦即在此。
李延年唱的歌，說：「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傾城與傾國，佳人難再得」。不就是這個意思嗎？張愛玲寫〈傾城之戀〉，不也直說彷彿香港的傾陷，只為了范柳原與白流蘇的愛情麼？為愛佳人，不惜傾城與傾國，論者當嘉其愛美之心，抑當痛其傾國之禍？
依審美的角度說，那就寧可傾國。因為「佳人難再得」，獨一無二的美，非任何東西所能替代。
尤其是時序遷流，任何政權、任何王朝，終歸都要傾滅。縱無佳人，縱無名園，也終不能久長。但傾覆的王朝，若能留下一座美麗的園林供人徜徉遊息於其中，那也是不錯的。林園之美，反而說明著大汗昔日的榮光，令人暫時忘卻那早已是覆滅了的朝廷、掃入歷史煙塵中的王權。
旅行的人，千辛萬苦，長途跋涉，去看古蹟、遊名園、摩挲宮闕，享受的都是這種審美的體悟。而審美的追尋，不正是自由的本質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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