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學是外國人研究中國的學問？百度你錯了
 |
該圖片由Miguel Á. Padriñán在Pixabay上發布 |
這說法是錯的。百度本來就多有錯誤，這只是其中之一。
其實，漢學有內外兩義。
指中國內部學問時，是跟宋學相對的，指漢朝時形成的學問類型，以知識考證為主，故和宋明理學直指心性之學問型態不同。
外，指洋人。清朝時，漢學宋學爭衡不斷，而洋人也開始來學習中國文化、研究中國了。例如康熙年間就開始有俄羅斯駐華東正教團駐華研習，1814年法國法蘭西學院也設立了教中國學問的教授席位。這類人，當時稱為漢學家。
中國歷朝以漢唐最為煊赫，因此海外稱中國和中國人，常用華、漢或唐來標目，人稱唐人漢人、區稱唐人街或華埠。研究中國的學問被稱為漢學，情況亦如此。當時清朝漢學考據盛行，法國日本研究中國學問的學者也以考據為主，故亦以漢學家自許。
但名學三規律：一、萬事萬物皆當立名，才便於指認。二、凡立一名，必會生疑情、起爭端。因為「名」和「實」之間是否完全密合、絕對恰當，每個人意見不一致。三、名實相貿，名義會變遷，也會輾轉孳生。
漢學一詞當然也不例外。美國的學者嫌漢學（Sinology）以漢為名顯得老氣了，要精熟古代文獻和語言也太麻煩了，故另立中國學（China Studies）之名，只以近代中國為主要研究對象。
我國張其昀、饒宗頤等學者則認為西方所謂Sinology，應為華學，而非漢學。是以整個中華民族為內容的，不像「漢學」常把西藏「藏學」劃在漢學之外。
這樣的爭論，到二十世紀下半葉逐漸發生變化。
張其昀創辦的台灣中國文化大學，於1968年召開第一屆國際華學會議，論文凡一百七十五篇，參加學者二百十二人，來自世界二十個國家和地區。事實上就已經把所有海外漢學家、中國學家，和國內研究中國學問的學者融為一冶了（後來此會連辦多屆，饒宗頤先生在香港也不斷推動這個概念及活動）。
現實之發展，遂遠比某些僵化的學者腦子更靈活。台灣隨後便在1970年成立「漢學研究資料及服務中心」。1976年擴大更名為「漢學研究中心」，與中央圖書館的業務並行。
這個中心，進一步脫離了早期「西方人研究中國才叫漢學」這個概念。協調全世界所有研究中國的人與機構，合作、交流，並提供學術性之服務，如調查收集漢學資料；提供參考研究服務；報導漢學研究動態；編印各種書目索引；推動專題研究計劃；出版漢學研究論著；協助學人來華研究；舉辦各項學術活動等等。
四十五年來，這中心聲譽卓著，成果斐然。完全涵蓋了西方傳統的漢學與在中國的國學。
我早期學術生涯便與這個中心關係密切。替他們出點主意、審理稿件、用其場地辦學術沙龍，還有自己的研究小間，在他們刊物上寫稿。所以我對整個漢學領域由海外回歸，實有入乎其內的深刻體會。
在此基礎上，1991年我自己也創辦了《當代中國學》期刊，由學生書局出版。我也是該書局總編，當時這書局也是台灣與世界漢學界的重要窗口，所需研究資料和書刊，輒由我們建議並採買。
換言之，無論漢學還是中國學，都早已不是「西方人研究中國」的學問，而是指全世界對中國的研究了。中國人不但不應排除在外，更要成為中心主力。
九十年代以後大陸漢學的發展，繼續走這個路子。
學者曾歸納近30年來，大陸上關於海外漢學/中國學的名稱論爭，大抵有三個論題：一是漢學與中國學不同稱謂的歷史溯源；二是不同名稱觀點的交鋒；三是對於辨名論爭現象的分析。爭來爭去，漸漸大家都覺得：「走向新漢學」才是解決上述爭議的出路（詳見2014年《武漢理工大學學報》李松、姚純《走向新漢學》） 。
AB羅曼諾夫與張冰針對人民大學舉辦第三屆世界漢學大會而寫的《崛起中國的「新漢學」》也提到：擴大與深化中國在國際漢學發展中的參與，已成為大會的核心問題。故2007年該校首屆世界漢學大會主題為「文明對話與和諧世界」。2009年第二屆世界漢學大會的主題是「漢學與跨文化交流」。第三屆是「漢學與當今世界」。
但我覺得第五屆更有意思。
該屆漢學大會有一分組在人大國學館舉行，主題為《華裔學志》（Monumenta Serica）。這是1935年由漢學家鮑潤生神父在輔仁大學校長陳垣先生支持下創刊的學術刊物。中文名稱是陳垣取的，在北平以德法英文出版。 — — 外國人用外文研究中國，陳垣將之統稱為華裔，真得《春秋》以文化定族屬之義，也是「華學」之先聲。
1998年北京大學的漢學研究國際會議，也是如此。中國及台、港、澳地區和外國學者共同參會，且由該校「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主辦。
國家漢辦的孔子學院總部，近年也仿台灣漢學中心，設立「新漢學計劃」。資助外籍優秀學生和青年學者來攻讀漢語和人文社會學科博士學位、進行課題研究或短期研修。
整體形勢如此，《文藝評論》官網上唐紅麗《超越舊漢學，催生新漢學》之類文章當然也就很多。但其實不待催生，已經如此運作四五十年啦！
這些，還不能只看作是機構、活動、宣傳，它是有實際學術內涵的，也改變了我們的史學認知。
例如2013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即出版了王學典的《新史學與新漢學》；2018年三聯書店漢學大系叢書也有朱存明的《新漢學的學術再造》，都指明了新漢學時代與舊時代的不同學術導向。
姜萌《從「新史學」到「新漢學」 — — 1901–1929年中國史學發展史稿》更是重構近代學術史。認為1901–1929年間中國史學形態主要有三，一是以中國經學為基礎之傳統史學；二是由梁啟超倡導，以史纂為主，與西方接軌之「新史學」；三是以「科學」觀念為指導，以史料的整理考據為主，與乾嘉漢學和西方漢學關係密切之「新漢學」。
其中，傳統史學逐漸衰落，最終消亡；第二路，「新史學」趨於低迷，直到二十年代末依托社會經濟史學才得以再度發展；第三種，「新漢學」則壟斷了最主要的學術機構和資源，成為民國歷史學的主流。
這就把新漢學一舉上推到三十年代，成為近年史學之正宗主流了。
陳峰《傅斯年、史語所與現代中國史學潮流的離合》也是這種思路。認為20世紀上半期是西方史學從蘭克式傳統史學向新史學過渡的前夕，中國史學也正面臨著「新史學」與「新漢學」的消長。
「新史學」以社會史、民眾史為主體，以社會科學為輔助方法，梁啟超的「新史學」思潮、唯物史觀派史學以及後來的會通史學都是這一範式的代表；植根乾嘉、外接西學的「新漢學」則重客觀實證，以史料為中心，以胡適倡導的整理國故運動為主體。
這種觀察，對不對，可再討論。但顯然都是談中國內部史學之流變，而非西方人研究中國之是非。
呂進《新漢學時代與中國新詩》更推衍新漢學之說，認為：從傳統漢學到新漢學的轉型，已具體體現於中國新詩在國外的情況，尤其在韓國和日本的研究情況以及中國現代詩學當下的前沿領域更是突出。
這是漢學發展的新趨勢與大趨勢，未來當然會在衍生出更多新漢學論述，國人不容不知。
2016年我在漢中和北京設立世界漢學研究中心，次年又與北京大學文化資源研究中心舉辦「世界漢文化大會：產學聯動推廣漢文化」，則是另一種開拓和發展，要讓學界以外的社會力量參與到這個新情勢中去。
這個二十一世紀漢學發展新途徑、新型態，更應是國人所當知的。
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