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十力先生曾撫摸這世界，但並沒有抓住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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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居正（編按：湖廣江陵人，諡文忠），是1949年之後朝野關注的明代權臣，至今市面上熱銷的相關圖書也很多。與港臺風氣頗不相同。

因為早在1950年，熊十力即寫過《與友人論張江陵》。可見當時已有不少人想推舉張居正做新時代政治的旗號。

熊先生是近代思想界重量級人物，港臺新儒家學派多由他開啟。但他1949年寫的《韓非子評論》、1950年的《與友人論張江陵》、1951年的《與友人論六經》、1954年的《原儒》，熊氏在港臺的門人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等都不能接受。或斥為倡狂縱恣、武斷荒謬、瘋狂；或說這是時局所限，有所激而然。

這是個有趣的對比，我們試著從其中看出點意思來。

一

明亡之徵，兆於萬曆。萬曆在位四十八年，張居正主導前半場，其相業為明代所僅有，而功罪如何，是研究晚明歷史問題的關鍵，褒貶也最紛雜。

明自胡惟庸事後，不設丞相，事歸部院，內閣也只是皇帝的秘書處，張居正則公然以宰相自處。此顯然與明代政治傳統不合，且涉及相權與皇權相爭抗的問題。神宗早期受張居正教導，後來親證，卻因討厭居正之專權而形成反彈。是第一個值得爭論的焦點。

居正專政，故壓抑監察權。其後因自己父親死了卻不肯辭職回家守喪（史稱奪情）的事，不恤與言路為仇。導致死後言官的報復，差點遭到剖棺戮屍。而言官抗激的結果，又弄得萬曆後期之政只有朋黨而無政府，言官與政府日相水火，這局面，也是張居正造成的。

居正生時，權勢獨尊，但批評者迄未間斷。且自明開國以來兩百多年，從沒有門生彈劾座主的事，而首劾張居正的劉台，即是他在隆慶五年所收的進士。後來攻擊他奪情的吳中行、趙用賢，也都是他的門生。

以他生時負謗、死後受禍之酷來說，到底是他在位時父母的怨所致，還是因為他的政治措施違背了土大夫利益團體，專門「庇佑貧苦小民」使然？他是個明於治國而昧於治身的人呢，還是擅長以恩怨權勢相傾軋的人？

明代宦官專擅，雖始於成祖，但到嘉靖隆慶之間，閹權畢竟還有節制。張居正當國，聯結馮保以排擠高拱、結好太后，閹勢乃愈張。這對明之亡，有沒有影響呢？

這些都是史家聚訟所在。《明史稿》敘張居正事，即多詆毀，《明史》才削去了一些譏謗語。整個神宗朝，沒有人稱道張居正。熹宗天啟二年，才復原官、予祭葬，發還張家房產。思宗崇禎二年並追還二蔭及誥命，十三年又追復其子官爵，這顯示歷史的論斷有了轉變，時人與後世評價並不一致。

到現代，朱東潤寫《張居正大傳》、熊十力寫《論張江陵》，更是備至推崇。到底誰見事較真、聞見較切而評鷲較審呢？

二

熊十力論張居正，出之以一種「爭辯」的態度。

辯護集中於以下四點：

（一）張氏非法家，乃以儒為宗本，兼採佛道與法，而成一家之學。

（二）其為政任事，是以佛教大雄無畏，粉碎虛空之精神，轉成儒家經世。

（三）張氏是以法令裁抑統治階層，庇佑天下貧民的政治家，近乎社會主義。

（四）漢代以來政風，不外賄賂與姑息，張氏力矯此弊，故不能不武健嚴酷，以急公去私。

依此，他的結論是：「江陵學術與事功，皆二千餘年來罕見，而向無留意及之者。……江陵見詆於中國社會，是中國所以衰也。」他的對陣對我們，能不能成立？

三

先說張居正的歷史地位。張居正得罪名教、毀書院、與理學家的關係惡劣，是明末清初諸大儒不稱道他的原因，熊十力徒傷張居正之見詆，而不知王顧諸大儒批評他的緣故，不僅因張氏有法家嫌疑。

即使是江陵所謂相業，在黃宗羲看，也根本是荒謬的，《明夷待訪錄》：「或謂後之入閣辦事，無宰相之名，有宰相之實也。曰：不然。入閣辦事者，職在批答，猶開府之書記也，其事既輕，而批答之意，又必自內授之而後擬之，可謂有其實乎？吾以謂有宰相之實者，今之宮奴也。」（《原相》）

居正恰好碰到主上幼小的機會，故可以大權獨秉，不必經宮奴內授旨意。但體制上的原因，使他仍不得不結交內監馮保，以為奧援。

馮保甚橫恣，《明史》載北郊郊祭時，馮甚至傳呼直入，北面拈香。而主持建涿州二橋、承恩寺、海會寺、東嶽廟、慈壽寺、萬壽寺等，居正也都各撰有碑文。馮保引用門客錦衣衛指揮同知徐爵入宮，代閱章奏、擬詔旨，居正不能斥逐之，乃竟命僕人游七與徐爵結為兄弟，以資聯絡，又使游七入貲為官。這些，都是遭人攻擊的事。

熊氏論史，徒憾世人之不能推美張居正，卻對這些歷史情境缺乏理解，甚或有意漠視；只知張居正學術事功有價值，不知推擊張居正者亦自有其價值。這恐怕不是很好的歷史批評態度。

以他所「考辨」的四項重點來說，或許也有過愛居正之處，考而失真。如說張居正改革了秦漢以來賄賂與姑息的政風，就頗有偏差。

張居正有沒有賄賂馮保，暫不論。但後來查抄馮保家產時，得金銀一百餘萬、珠寶無數，是怎麼來的？此即需居正的縱容。受賄必須給人好處，好處又得從張居正手裡去取，此即需張之配合。馮保要在故鄉深州建坊，居正即吩咐保定巡撫孫丕揚代建，其配合或即類此。至於張居正自己及家人貪污，更是有憑有據的事。熊十力顯然並沒有注意到這些。

他論張江陵，大抵只是就張氏文集中鉤稽索隱，而未參考時人議論及歷史情境，做成綜合的論斷。猶如聽訟者，偏聽張氏一人供詞，當然不盡可靠。

而且，他忘了張居正是政治家，政治語言是特殊的一套辭令，本來就得仔細甄別，不能驟然採信。

例如張居正跟遼王朱憲煒的恩怨，張居正祖父張遼據說是遼王弄死的；但嘉靖三十三年他告籍回縣三年，遼王卻是他最親暱的友人，集中酬唱之作甚多，皆稱揚備至。但後來攻遼王，據遼王次妃王氏說，即是張居正公報私仇的把戲。遼王被廢后，張居正又將遼王府據為己有。我們如果只看《張文忠公全集》，看不到這些鬥爭的實況。

又如他與嚴嵩的關係。不僅集中有許多文章是代嚴嵩作的；嚴嵩七十歲，他也有詩三十韻為賀，以「神功歸寂若，晚節更怡然」為頌。這些文字，應該都只能視為官場周旋語。

除了應酬周旋之外，為政者又常是口是心非，睜眼說瞎話。此即張居正自己所說：「至於轉旋之機，未免有跡非心是之判。士大夫責望素深，或不能盡如其意，然亦不暇顧矣。」

而這就有很大的問題。以奪情起復一事來看，熊十力認為在政治場合中不妨有權變。卻不知江陵之奪情，所以大干物議者有三：

一、父母人不肯退，而搞了許多權變的花樣。如先堅請守制，等皇帝詔令奪情之後，即堅不回籍丁憂，且提出了各種解釋，將自己的行為合理化，後來更是借閏察之名報復要他丁憂的人，或「唆台省劾之，以昏耄，勒令致仕」。

二、違背當時倫理觀念。張居正原先還說「臣父既沒，理必奔喪」，後來則根本以守製為「宋人腐語」，這當然不是一般人所能忍受的。

對第一點，熊氏以為無傷大雅；第二點，熊氏又說「孝之道不一，能為天下捍大患者當不失為孝子」，所以也不要緊。但當時攻擊張居正奪情事的另一個原因，乃是不合法。

明英宗正統十二年令，內外大小官員丁憂者，不許保奏奪情起復。其後唯有景帝景泰四年五月大學士王文丁憂，九月起復；憲宗成化二年三月首輔李賢丁憂，五月起復。此皆丁憂而後起復。

張居正不同，他鑽了一個法律漏洞，發明了「辭俸守制」的名詞：不去官，即不必起復；不領俸祿，即不算奪情。

這對他所提倡的法治，實為一大諷刺。難怪其門人吳中行抨擊他：「即云起復有故事，亦未有一日不出國門而遽起視事者，祖宗之制何如也！」

熊十力只看到張居正一套辭俸守制的理論，竟以為「江陵辭俸守制，為親為國，恩義兩全」，並罵旁人批評他乃是受了兩千年專制之毒。未免考證粗疏、過於偏袒了。

且江陵之敗，熊十力全部諉責於時代、社會、世儒及既得利益的統治階層，似亦過當。當時許多人都指出剛騺、忮刻、玩弄權術、排擠異己是張居正的致命傷。故人人都承認他的政績，卻人人都不喜歡他。熊十力忽略了這些問題，大讚他「以佛家大雄無畏，粉碎虛空，蕩滅眾生無始時來一切迷妄，拔出生死海，如斯出世精神，轉成儒家經世精神」。有點可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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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然而，熊十力為什麼要如此替張居正捧場呢？

這是在替新政府出謀劃策呀，先生！

熊十力強調張居正的政法，主要在尊主與庇民。他說：所謂尊主，「尊主之義，乃在宰相獨裁，近於虛君共和」。所謂庇民，是指秦以後的中國社會，可分為統治與平民兩階層。統治者，包括皇帝王公大臣貴族及縉紳士大夫；勞動貧苦大眾則如農民工人等。「明法以庇民，鋤豪強之巨凶，佑勤苦之大眾。」

熊氏迷信法治，不知法之苛察往往使得老百姓生活更苦，而所謂庇民，更常把縉紳士大夫及中產階級視為本來就有罪，應予鋤治。

主張獨裁，更是不可思議。他推崇張居正「以雄才、善應，漸取政權，毅然鎮壓朝野群昏」。又相信這種鎮壓與獨裁，可以只表現在行政方面，至於立法，則以遵循民意為主。這就不能不說他不懂政治了。

專制政體之被人詬病者，主要是在：

（一）權力的集中，即顧炎武所說：「一兵之籍、一財之源、一地之守，皆人主自為之。」

（二）法網的嚴密，所謂「內外上下，一事之小、一罪之微，皆先有法以待之」（日知錄．法制）。

據阿倫特（Hannah Arendt）的觀察，專制獨裁是最平等的政體，在一人專制獨裁的統治下，所有的人都受此獨裁壓迫，因此每個人都是平等的，都同樣沒有任何權力，而政權的權威，則來自赤裸裸的武力（暴力懲罰）。獨裁者本身的權力卻毫無限制。對這樣的獨裁者，她曾引柏拉圖的語彙：人形之狼（Wolf in human shape ）來形容。

熊十力卻似乎被狼獨行曠野的意象所吸引，沉醉於那「恆以數聲淒厲已極之長圖像，搖撼彼空無一物之天地，使天地戰栗 如同發了瘧疾，並刮起涼風颯颯的，颯颯颯的，一種過癮」（紀弦詩）的美感之中，熱烈歌頌張居正大權獨攬及守法以待民。

但他基本上又是痛恨兩千年來專制獨裁政體之害者，因此他將帝王獨裁跟宰相獨裁做了一個區分，痛詆前者而謳讚後者。

然而，獨裁就是獨裁，不管誰來獨裁都一樣。歷史上宰相擅權，皆無好結果。如王安石、蔡京、秦檜、韓佗胄、史彌遠、賈似道，無不以「雄才、善應，漸取政權，毅然鎮壓朝野群昏」為事。因其地位及權力來源，與民主國家的內閣總理完全不同，遂使其結果必然如此。

特別是法源的問題，君王獨裁，一切法僅是要人服從的統治法，宰相獨裁也一樣. 我們只能要求君王或宰相主動守法，遵循大多數人民的公益與意願來立法。但權不在民，如何「或舉或罷，悉依民意」？

在一個視朝野為群昏的鎮壓心態下，是否還有民意？宰相既已獨裁，怎麼可能「居相位久，猶須考績，以定去留」？

宰相獨裁的困境，跟帝王獨裁殊無二致，不可能「獨裁必若江陵，而後無病」。因為這就跟期待聖王一樣，縱使獨裁如江陵而可以無病，「是所謂盲龜，浮木孔，千載而一遇者，豈可望凡為宰相者皆效江陵乎？」

熊十力是力倡民主的，但講民主為什麼講成這麼個奇怪的結論呢？這可能是因為他對民主的理解有點問題。

例如他相信宰相獨裁好而帝王獨裁不好，是由於他認為：「宰相必出自與民間共疾苦之人，是真能代表天下貧苦民眾者，以此等宰相操政權，大有民主意味」；又用民本觀念去解釋民主，說：「行政大權，操於宰相。其言法貴宜民，則法之不本於民眾公意者，人主固不得以私意制定也。」他以為這就是原本《春秋》的民主思想，非商韓諸法家的霸王主義，只以人主行極權。

然若只是法貴宜民，法家何嘗不講？《管子．君臣篇上》：「先王善與民為一體。與民為一體，則是以國守國，以民守民」；《慎子．威德篇》：「立天子以為天下，非立天下以為天子也；立國君以為國，非立國以為君也」；「古者立天子而貴之者，非以利一人也」，都有替天下謀公益的精神。

但是政治主權不在民，掌握政治權力而能有效行使其權力意志者在君不在民，即成為「獨權者，神聖之所資也；獨明者，天下之利器也；獨斷者，微密之營壘也。此三者，聖人之所則也」（管子．霸言），「權者，君之所獨制也」，「權制獨斷於君則威」 （商君書．修權）。

這種獨裁獨夫之政，是因其位而來的；與在位者是否出自民間，可說毫無關係。

五

熊十力之所以提出這樣怪異的獨裁民主主義，並非居心不良，而是與他學術有關的。

公羊學家對太平世界的理想，既然是「群龍無首」、蕩平一切階級，自然會以平等為宗趣。以西方思潮來說，這便趨於社會主義。晚清最典型的例子，是譚嗣同、廖平、康有為。梁啟超曾說康「先生之哲學，社會主義派哲學也」，一點也不錯。熊十力的思想，正是這一脈絡下的產物，特別是康有為對他影響極大。

他從不肯稱讚康氏，但由他的著作中可以發現，康氏的書沒有一本他沒看過。他既順著康的思路在走，卻又處處以康的說法為超越之物件。

其說大體為：《春秋》特詳外王，而根源在《易》；《春秋》變一之謂元，即大《易》乾元始物義。然《春秋》及其他經傳，都遭後儒篡亂，以附會帝制，只有「三世」是孔子大義；而《易》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之大用，即寓三世之義。

這三世，是孔子立定改造世界的大計劃，旨在消滅階級，不許有君主、貴族統治天下庶民，成為民主社會。至於制度，俱詳《周禮》，其原理在於「均」與「聯」。均即平均平等，聯即互助。

《讀經示要》《與友人論張江陵》《與友人論六經》《原儒》，翻來覆去，千言萬語，宗旨不外乎此。

如《讀經示要》卷一總括群經言治九義，說應以「誠恕均平為經」「終之以群龍無首」；《與友人論張江陵》說：「江陵之法治主義，在乎夷階級、去豪強，將使天下之人人，各安其業、各遂其生，無有貴賤親疏，一切受治於法，一律平等」，「儒者言群龍無首，是萬物平等義」；《與友人論六經》說：「春秋張三世，其由升平進而太平也，則有群龍無首，平等一味，各得其所之盛」等。

由這個觀點出發，他才會反帝（帝制及帝國主義），批判統治階層，認同群龍無首的虛君共和與民主，倡言社會主義。

《與友人論張江陵》謂：「江陵承孔門之遺教，而欲實行其所懷抱之社會主義」，《原儒》卷上說許行「不許有勞心勞力及治人冶於人之分，誠哉社會主義之開山也」，《與友人論六經》說：「周官一經，堪與大易春秋並稱員輿上三大寶物，實行社會主義，猶須參證此經」「孔子明其所志曰：老者安之，少者懷之。明是社會主義」。

推其極，亦可言共產黨，如《韓非子評論》及《讀經示要》卷三說井田制就是集體農場，《原儒》說大同即是建立人類共同生活之規制的社會云云。

正因他一貫主張社會主義、土地財產公有、嚴法以待民，所以他對新政權的態度頗存樂觀。說：「共和初建，抗美援朝，政府勵精圖治，天下向風」。

而且，他對張居正的推崇，也投射到毛的身上，認為：「毛公思想，固深得馬列主義之精粹，而於中國固有之學術思想，似亦不能謂其無關係。以餘所知，其遙契於《周官經》者似不少。」

當然，熊先生也特別指出張居正「見地上根本錯誤」者，在於壓制思想之自由。卷頭增語云：「學術思想，政府可以提倡一種主流，而不可阻遏學術界自由研究、獨立創造之風氣。否則學術思想錮蔽，而政治社會制度何由發展日新？江陵身殁、法毀，可見改制而不興學校之教，新政終無基也。毛公恢宏舊學，主張『評判接受』，足糾江陵之失矣！」

項莊舞劍，用心至為明顯。書中論江陵學術治績之前，先批評他欲剷除周代文制的偏見，亦是如此。說：「毀人性、毀學術、錮思想、蕩滅文物，禍極於呂政，集申商韓之大成，而乾坤幾乎熄矣。」

但微詞譬況，尚無效果，即不得不出之以直言。這就是幾個月以後寫的《與友人論六經》。

《與友人論六經》全文約七萬字，據說也是一封信：「春初晤友人，欲談六經。彼適煩冗，吾弗獲言。退而修函，知其鮮暇，亦不欲以繁辭相瀆。」此友為何如人，不難想見。

而結尾時又說：「今奉書左右，至希垂察，並懇代陳毛公賜覽，未知可否。書中所請，設立中國哲學研究所與恢復內學院、智林圖書館、勉仁書院等辦法，懇代達政務院，是否有當，伏候明教。辱在相知，故敢相瀆。伯渠、必武、沫若諸先生，統希垂鑒。」

《與友人論張江陵》提到毛澤東評判接受之說，這本書即反覆說：
「願政府注意培育種子」
「今政府注重學習，於『讀法』亦相近，但於新知與古義，自宜融攝」
「文化方面，如學術思想，無曩時帝者愚民政策之毒，任其自由發展，盡有評判接受之益」
「所謂復興者，決非於舊學不辨短長，一切重演之謂。惟當秉毛公評判接受之明示，先從孔子六經清理本源。次則晚周諸子猶未絕者，或殘篇僅存及有片言碎義見於他籍者，皆當詳其本義，而後平章得失」……。

並建議：「惟評判一事，確不容易。政府必須規設中國哲學研究所。培養舊學人才。凡在研究機關工作之學者，只須對於新制度認識清楚，不得違反。而不必求其一致唯物。其有能在唯心論中發揮高深理趣，亦可任其流通。」

這都可見他曲折轉進以求伸揚民族文化的苦心。看來他並未「瘋狂」，仍在用他的經學向當局勸諫哩！

…

編按：1935年8月30日，中國哲學會成立，熊十力先生在《大公報》上發表《為哲學年會進一言》文，提出中國亟需一種新哲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