龔鵬程談媒體革命：中國報紙起於馬六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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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現代化，始於晚清報刊雜誌的媒體革命，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但一般人可能還不知道的是：現代報紙，並不發軔於中國本土，而是在馬來西亞的馬六甲。
這中間還有段趣事，充分顯示歷史的詭譎 — — 《察世俗每月統紀傳》是傳教士馬禮遜帶著梁發辦的。排版工人梁發後來也寫了很多宣傳基督教的書和摺頁冊，刊行於一八三二年署名「學善居士」的《勸世良言》即是其一。該書共九卷約十萬字，大部分記錄馬禮遜翻譯的《聖經》章節，其餘是梁發的學習體會，很適合初學者。而這本不起眼的小書，卻影響一個大人物，釀生了一場震動世界的大事。洪秀全，就是在一八三六年考試落榜後偶得此書的。所以，這算是《察世俗每月統紀傳》的外篇。
當然，也有些研究中國報業史的同道，認為一八三三年刊於廣州之《東西洋考每月統紀傳》才是鼻祖，因為它畢竟是在國內創刊。但即使是這一份報紙後來也遷至新加坡，至一八三七年才又遷回國內。
可見當時新加坡及馬來西亞華文報業，與中國境內報紙，實構成一種整體關係，不僅來往密切、用中國紀年、亦表示中國意識。
這關係，一八九八年戊戌政變后益發明顯，康有為等人赴南洋組織保皇黨分支部，創刊報紙，宣傳維新勤王；國父孫中山先生也以南洋為基地，創辦報刊、鼓吹革命。其言論與報導不唯號召華僑，也直接影響國內政局之發展。
這種情況不難理解：因晚清政局特殊，言論不見容於國內者，就多跑去星洲及馬來西亞鼓吹改革。故服務華僑、維繫其祖國認同之報紙，與討論時政、意在導引我國發展方向的報紙，格外蓬勃。其風格與言論，對迩後國內報紙及政局，均有深遠之影響。
此一現象，是研究晚清史、華僑史及報業史者所不能忽視的；一般人想了解晚清時局，也繞不開這個領域。
這些華文報刊的發展，略可分為三期：一是一八一五年至一八八〇年，此期辦報者以傳教士為主，旨在傳教。二是一八八一年至一九一九年，此期華文報業勃興，藉報紙議政之風氣甚為普遍，卒顯示為革命黨和保皇黨的報業競爭。三是一九一九年以後辛亥革命成功、五四運動出現，國內政局丕變的階段。而以第二階段最為重要。
因為到一九一一年時，馬來西亞華人人口已多達九十一萬，華文報紙之發展空間甚大。
據我所知，清末民初星馬之華文報，大約有這些：
一八一五年 察世俗每月統紀傳（馬禮遜、梁發，馬六甲。）
一八二八年 天下新聞（麥都思，馬六甲）
一八三二年 東西洋考每月統紀傳（馬禮遜、郭實獵，一八三七年移新加坡。）
一八五八年 日升報（威廉史密斯，新加坡）
一八八一年 叻報（薛有禮，新加坡）
一八九〇年 星報（林衡南，新加坡）
一八九七年 廣務時報（吉隆坡）
一八九六年 檳城新報（杜華謙、黃金慶，檳城。）
一八九八年 天南新報（邱菽园，新加坡）
一八九九年 日新報（林文慶、黃乃裳，新加坡。）
一九〇四年 圖南日報（陳楚楠，新加坡）
一九〇六年 檳城日報（黃金慶，檳城）
一九〇六年 南洋總匯日報（陳楚楠，新加坡，一九二九年改名《南洋總匯新報》 。）
一九〇七年 中興日報（陳楚楠，新加坡）
一九〇九年 星洲晨報（周之貞，新加坡）
一九〇九年 吉隆坡報（杜道南，吉隆坡）
一九一〇年 南僑日報（黃吉宸，新加坡）
一九一〇年 光華日報（孫中山，檳城）
一九一一年 四洲周報（陳占梅，吉隆坡）
一九一四年 國民日報報（陳新政，新加坡）
一九一九年 新國民日報（謝文進，新加坡）
以上報業，其實可再細分為兩個階段：一為一八一五年至一八八〇年，此期辦報者均為傳教士，基於宣教之需要而設。一八八一年以後，則為華僑或華人所辦，宗旨立場與內容均異於前期。
至一九一九年以後，因五四新文化運動興起，政局結構迥異於前，報刊編輯宗旨及言論內容亦隨之丕變，故應屬於另一期之發展。
一般對於自一八八一至一九一九年此一時期報刊之關注點主要有二：
（1）報業史之意義：本時期報紙乃現代報業之先驅，具有歷史意義，自不待言。
（2）報刊之政論功能：報紙有娛樂功能、告知功能、引導功能等。本期報紙，在充分告知民眾有關內幕、新聞事實之外，引導性的評析至為蓬勃，戈公振就說過：「最近辛亥數年之間，政府以備立憲貽人民，而內幕之腐敗愈甚。其尤著者，在官僚亦知輿論之不可終遏，乃設法溝通報館，以為私人作辯護。斯時報紙之道德，固已墜落達於極點，而真正輿論無可發洩，則激成反動力，主張根本改革之反對報紙，乃應時而發生也。」（《中國報業史》第四章）。
在這些主張改革、批評政府的報紙中，又分化成保皇維新與民主革命等系統，相互辯難，致使曾虛白所編《中國新聞史》也專立〈政論報紙的興起及其發展〉一章，討論本期報刊之特性，且認為本期報刊此類特性對爾後報紙影響深遠。
總之，這時期的星馬華文報，對於研究晚清政治史思想史、我國早期報業史、星馬華人開拓史，或星馬大眾傳播事業史，都具有極大的吸引力，是無疑的。
但目前的討論仍不理想，大多數只是報社報人之回憶性資料，或附論於華人史中。若干由報學、新聞學角度討論其發展，亦僅屬綜述概論性質，且時日距今皆已久遠。
可見此一時期之報紙，雖受重視，卻仍有待更深入之探討。近三十年間，更是越來越少有相關研究面世。所有觀點，大體也仍侷限在戈公振、曾虛白兩書所提示的內容中。
研究之所以久無進展，可能的原因有三：
（1）資料已佚。曾虛白所編《中國新聞史》第五章曾謂：「革命黨與保皇黨的報業對抗，是政論報紙發展非常重要的一環，清末僑報在海外的蓬勃，與這一鬥爭有密切的關係馮自由《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曾就當時雙方的報紙列了一張很詳細的表，可惜現在這些報紙大半都亡佚了。」
馮氏所列，其實尚不詳備，但其中資料都已經散佚不齊了。時至今日，許多材料更難覓致，研究者只能依傳聞及舊有論述重抄一遍，研究遂難有進展。
（2）新馬歷經日軍占領及獨立之後，其社會發展與中國已無整體關聯，我國研究新聞或報業的朋友，對於這些「外國報紙」逐漸喪失理解及研究意願。
（3）新聞史之研究，在傳播學領域中，夙屬較為冷僻之科門，因為研究者必須兼具歷史學及傳播學知識，而這樣的人，在傳播學領域很少。而在史學界中研究晚清及民初的，又很少人知道或能運用這批材料來研究晚清政治、社會、思想、風俗、文藝史。
可是，事實上當年之星馬華文報刊，目前雖已多散佚，但依然可以間接考察。
尤其是一九〇八年創刊於緬甸仰光的《光華日報》，於一九一〇年遷至馬來西亞檳城之後，除於一九三〇年因日軍占領被迫停刊三個月外，一直保持發行，為全世界歷史最悠久的華文報。至今仍正常出刊，且仍為檳城第一大報。
該報於一九三年六月收購了原由保皇黨所主持的《檳城新報》。使得研究晚清民初兩派人士如何運用報業相互競爭者，在資料的獲取上十分方便。若能以《光華日報》為基礎，全面清查現存於星馬地區的當時報紙資料狀況。合併已收錄於臺灣國民黨黨史會所編《革命文獻》《開國五十年文獻》中之相關資料，仍是大有可為的。
其次，過去的相關介紹、評述，對於本時期報刊，均只有概括的描述語。雲某報為保皇黨所主持，某報支援革命黨而已，完全沒有內容分析（Content Analysis）。因此對於這些報紙究竟表達了什麼觀念，反映了什麼樣的政治社會現象……均屬茫然，完全可以進行新的研究，也立刻就可以創出成績。
再者，清末民初，維新派與革命派之論戰及報業競爭，主要在三個地方：一是日本，《民報》與《新民叢報》可為代表。二是美洲，檀香山舊金山地區，以《檀香山新報》與《新中國報》為代表。三即是南洋地區。
一般論者較注意在日本的論戰。其實發生於南洋地區之爭論，不但激烈程度不遜於日本，其報業經營方式、競爭關係，較日本更為複雜。
例如革命黨人所辦《圖南日報》純屬贈閱性質，停刊後，繼辦《總彙報》。俄而合夥者拆股，承接者約了傾向維新者加股。遂成為保皇黨之主要報紙。
同樣的，創刊於仰光的《光華日報》，乃收購原支援維新保皇之《仰光新報》，後轉而為保皇黨人所收購，易名《商務報》。革命黨人乃又辦第二份《光華日報》，與《商務報》展開筆戰。保皇黨人又於一九一〇年夏，請求英領事向緬督控告《光華日報》鼓吹無政府主義。緬督下令將主筆居正驅逐出境，《光華日報》又遭第二次的停版。一個月後，革命黨人又用該報的資金籌組報館，易名《進化報》，繼續鼓吹革命。但八個月後又被保皇黨結合地方警吏，迫使《進化報》停刊。
革命黨人乃於一九一〇年再發刊第三份《光華日報》於檳城。
這樣的報刊變動過程，所顯示的傳播媒體經營問題，是日本地區所沒有的。
換言之，若一方面進行內容分析，說明在南洋的論爭，曾提出了那些問題與說法，是在其他地區所沒有的；另一方面則進行報業經營管理學的討論，探究報紙的開辦、停刊、改組與易主。將報紙放入其社會狀況與脈絡中去觀察。就完全可以突破從前。
研究報業發展及其內容，結合社會面的探討，可舉數例言之：
（1）一八四九年之統計，華人移民進入星馬之人口僅有二七．九八八人，但至一八八一年已暴增至一七四．三二七人，幾達八倍，可見一八八一年華人開始辦華文報，實有其市場需要之因素。
（2）移往南洋之華人，原本以勞工為主，來此謀生而已，並無太強烈之政治意識，更無政治組織。但中國領事館於一八七七年設於新加坡，黃遵憲等著名文人及外交官絡繹南下，北洋艦隊且三度訪問新加坡，致力維繫海外僑民對清廷的效忠，中國意識乃逐漸提高。再加上戊戌政變的刺激，才使得華人政治意識高漲，並逐步發展出政治組織，而此組織，又是與其原先之移民會館幫不同的。
（3）革命黨人及保皇黨人除了辦報之外，也辦學會、辦學校。新馬兩地之華校即建立於此一時期。
據陳育崧（星馬華文教育近百年史緒論）說，康有為所推動建立的華校即有三十所。革命黨人之策略則是辦書報社，在全馬各地城鎮郊鄉，共辦了五十八家書報社。並以書報社來辦學校，如檳城鍾靈（一九一五年，檳城閱書報社）、崇德（一九一一年，公益閱書報社）、日新（一九一八年，中華閱書報社）、益華（一九一三年，益智閱書報社）；霹靂州光漢（一九〇七年，光漢閱書報社）；森美蘭州中華（一九一三年華商書報社）；柔佛州培智（一九一九年，愛群書報社）（見王愛詳主編《馬來亞華校全貌》檳城，一九六一年。及林有虞編《馬來西亞華校近況及發展史》檳城，一九七三年）。
因此，研究當時之報紙，結合學校及書報社來討論，深入了解其間複雜之關係，探索星馬華人社會，是非常有意思的。
縱使我們不太關心南洋華人社會，只願著眼於國內，也該知道當時南洋華文報紙之言論及辦報目的，除針對當地之外，也針對中國政局的改造。因此有必要觀察它與國內政局的關係。
事實上，除了辛亥革命以前保皇黨與革命黨之爭論外，辛亥以後，南洋仍有支持復辟及袁世凱的報紙。故考察它與中國政局的關聯，比較它與國內報紙立論的差異，也是極有益的。
以上我講的這些話，有點像「勸進書」，呼籲大家趕快進軍南洋，好好利用這批寶藏。哈哈，是的，那裡面真是寶貝甚多。我上文所說，只偏重於政治思想，其實那裡面詩詞戲曲、民情風俗大有可觀，略略輯出，便有可供談助者。
我曾有一個夏天，閉關在新加坡大學的圖書館，把頭塞進微縮膠捲的放映箱裡，悅讀這批華文報。看啊看，不知西方之既黑。出來，摸黑繞出校園，到處找吃的，卻不知哪裡傳來一曲粵謳，竟是我在報上看得熟了的《解心事》：「苦海茫茫，多半是命蹇。但向苦中尋樂，便是神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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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明日9月1日記者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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