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俠骨已無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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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烈變遷社會中，知識分子常表現為俠。例如漢代末期，社會與文化都面臨著劇烈的變動，士風便往往表現為俠行，《廿二史劄記》卷五就指出：「自戰國豫讓、聶政、荊軻、侯贏之徒，以意氣相尚，一意孤行，能為人所不敢為，世競慕之。其後貫高、田叔、朱家、郭解輩，徇人刻己，然諾不欺，以立名節。馴至東漢，其風益盛。舉世以此相尚，故國家緩急之際，尚有可恃以槽拄傾危。」
但這一時代的俠，畢竟只是消極的抗議者，只能以比一般人更刻苦更艱難的方式，去顯示俠行的可貴。卻不能積極地鏟除社會的不義，以超越社會體制、打倒規範的行動，「絕出流輩」。這是由於那個時代的社會問題還不嚴重、文化變遷還不劇烈，晚清就不同了。
晚清社會文恬武嬉、官貪民刁的時代，知識分子自覺對時代有責任，所以也就更向往正義之實現，也更期待英雄，或自己願意成為拯救時代的英雄。對於各種現存的社會體制，更是力予批判，意欲「衝抉網羅」，以獲得個體的自由和群體的解放。
在這種存在的基礎上，他們的性格往往就傾向於俠。如龔定庵說「陶潛詩喜說荊軻，想見停雲發浩歌，吟到恩仇心事湧，江湖俠骨已無多」。他不但自認為俠，也以俠客視陶淵明哩！
深受定庵影響的新民叢報及革命黨人，更常以俠士精神為號召，如《秋瑾號》、《鑒湖女俠》、《吳樾號孟俠》，章太炎寫《儒俠篇》，他的弟子黃侃也寫過一篇《釋俠》，他們均提倡復仇，贊揚俠以武犯禁。
俠與儒是不一樣的兩種人，兩種生命形態。儒者之學為己，俠客之行為人；儒者沉潛內斂，俠士激昂跳脫；儒者循義，俠則行多不軌於正義。但儒家學問中也有激昂抗烈的一面，如《儒行》所記載者，剛毅之行、勇決之操，即近於俠客。在這個困蹇晦暗的時代，章太炎等人便特別把儒家這一面抉發出來，希望能夠儒兼俠，替時代開拓一個新的局面。
這種作為，跟譚嗣同說：「墨有兩派，一曰任俠，吾所謂仁也，在漢有黨錮，在宋有永嘉，略得其一體。」（《仁學自敘》）意義相同。不論其溯源於儒抑或墨，共同的主張即是統合士風與俠行。儒或墨，代表知識分子，在漢末、宋末，這些知識分子都曾因時局的刺激，而表現出與俠相似的生命氣質。晚清自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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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維新一派，如梁啟超撰有《中國武士道》一書，鼓吹俠刺精神。楊度、蔣智由序，亦皆強調中國應該恢復俠風。譚嗣同更是「少好任俠」的人物，直到他因戊戌政變而死，都還留下了大刀王五的故事。革命派比維新派更激烈，主張暴力革命，所以也特別鼓勵暗殺、復仇。
那時不僅許多人以俠為名為號（如上舉的秋瑾、吳樾），也有不少人以劍為名。像南社，柳亞子的書齋叫磨劍室、高旭的號叫鈍劍、俞鍔又字劍華、朱慕家號劍芒、傅鈍根叫君劍、王銳字劍丞，諸如此類，其心情恰好可以俞鍔的一闕詞來說明，「只怕雄心還未滅，遇冤魂驟把鋼刀起，可酬得平生意」（《金縷曲．題與馮心俠合影小照》），希望能消弭人間的不平。
這種儒俠合一的、經過轉化改造後的俠客精神，可說普遍流布在那個時代的知識分子心中。撇開著名的任俠人物如章太炎、譚嗣同不談，我們從整個《南社詩文叢選》中去觀察，將更能說明這個現象。
《南社詩文叢選》中所錄各詩，多傷同志之死難、哀生民之流離者，而其中即往往有直標俠義，以當鼓吹之作，如方榮杲《題紅薇感舊記》提到「那知俠義出平康，羞煞邯鄲擊劍郎」，劉國鈞的《並遊俠行》歌頌遊俠「要遣功名到狗屠，男兒意氣輕細作」，周亮《俠士行》亦云「手不斬仇人頭，口不飲仇人血，俠士替天平不平，其情如山心如鐵」，沈礪《吳中雜詠》則說「要離塚外五人塚，猶占吳門俠氣多」。
高旭又曾畫《花前說劍圖》，同社諸人吟詠殆遍，因為這是他們共同的心聲，他自己題詩云：「提三尺劍可滅虜，栽十萬花堪一顧，人生如此差足奇，真風流亦真雄武。」也確是豪氣干雲。
錢劍秋別有《秋燈劍影圖》，柳亞子題云：「亂世天教重遊俠，忍甘枯槁老荒邱？」「我亦十年磨劍者，風塵何處訪荊卿？」也把他們這一夥人共同的想法點出來了。
鄭叔容在給柳亞子的信上談到整個南社的詩文時，他用「躡扶風豪俠之景，歌旗亭楊柳之詞」來形容，可見這個革命團體確實也給了大眾一個激揚俠風的印象。這種印象，跟他們自己的自白，相當一致。
由於俠有面對死亡的體會，儒俠於生命自有一種蒼茫之感。俞鍔題亞子夢隱第二圖竟，百感叢集、愁思萬端，因復作短歌行以寄所謂「夢裏圖中俱無那，傷心一樣可奈何！可奈何！拔劍為君歌短歌」，即指向這種百感交集的生命蒼然之感。
從現實上看，「客天涯無多俠骨，雄談還健，此地從來逋逃藪，一霎風流雲散」，叛逆的英雄不斷地凋零死去；從道理上說，人生苦短、憂患實深。英雄們行走在人生道路上，也越來越覺得孤寂蒼涼。
負荷時代苦難的擔當精神和體會人生悲苦的宗教意識，本來是有些衝突的。因為宗教意識常在體會人生悲苦空虛之後，超越於人生之上，以解脫空苦。
但這些儒俠們往往只是能知超越之理，卻不能真正超越。無法以澄觀之心，超越地撫平人世的激情。反而，他們太過濃摯的擔當精神，除了負荷時代的苦難之外，也同時要荷負人生的苦難。
所以，宗教意識所體味到的人生空虛感，不僅不能解脫他們在現實世界上的激切之情，還倒過來，強化了他們的擔當與負荷，以致於他們的激情，從現實層面，透入了生命存在的本質。
其中，定庵就把這種心境稱為「簫心劍氣」。他小時聽巷口有人吹簫賣餳，心神輒癡，仿佛生病一般。這沉沉然、陰陰然，每每引發極混眇又極真切感受，讓他如癡如病的簫聲，逐漸就變成他內在心靈幻動的一種徵象。這種難以明言的鬱伊幽奇之心，他稱為簫心。
在《懺心詩》中他描述心潮鼓蕩：「來何洶湧須揮劍，去向纏綿可付簫。」又在《秋心詩》中說：「秋心如海復如潮，聲滿東南幾處簫。」詩中凡幽、香、靈、豔、纏綿、美人云云，都跟他這簫心之發動有關。
但簫心只是心的一面，偏於沉、靜、纏綿、幽怨的一面。心還有奇狂、鼓蕩、激昂的一面，那他就用劍來象徵。
「按劍因誰怒，尋簫思不堪。」「一簫一劍平生意，負盡狂名十五年。」「沉思十五年間事，才也縱橫，雙負簫心與劍名。」「長鋏怨、破簫詞，兩般合就鬢邊絲。」都是雙提簫劍，這代表了他的心緒，也代表了他的生平。
這個生平，既有儒的經世濟民，又有俠的跌宕不羈，但畢竟一事無成，徒留蒼涼 — — 「少年擊劍更吹簫，劍氣簫心一例消。誰分蒼涼歸棹後，萬千哀樂集今朝」（《己亥雜詩》）。所以他要參禪學佛，以求脫解超越。卻不料，情執未解，「萬一禪關砉然破，美人如玉劍如虹」（《夜坐》）！
美人如玉劍如虹。這種簫心劍氣，委實讓清末民初諸儒俠們想往不已。周實《哭友人詩》便說：「塵寰從此知音稀，劍氣簫心誰與抗？」
在這樣俠風激揚的時代，《水滸傳》受到重視是很自然的。
以南社的黃人黃摩西為例，他便不同於金聖歎之大罵水泊強梁，欲一一將之正法。他正面肯定《水滸》「純是社會主義。自有歷史以來，未有以百餘人組織政府，人人皆有平等之資格而不失其秩序。山泊一局，幾於烏托邦矣」。
梁啟超也說：「《水滸》一書，為中國小說中錚錚者，遺武俠之模範，使社會受其餘賜。」「《水滸》者，人以為雈苻宵小傳奇之作，吾以為此即獨立自強而倡民主、民權之萌芽也。」
這些言論，意味著激情時代中，《水滸》「痛快淋漓，能為盡豪放之致」，故為人所樂讀。
而那種企求衝抉網羅、掃蕩不平的心理，也恰好可以在書中得到滿足，因此他們在《水滸傳》中看到了民主民權與平等。認為「施耐庵獨能破千古習俗，甘冒不諱，以廟廷為非，而崇拜草野之英傑，此其魄力思想，真足令小儒咋舌」（眷秋《小說雜評》）；「《水滸傳》者，痛政府之惡橫腐敗，欲組成一民主共和政體，於是撰為此書」（燕南尚生《新評水滸傳》）。
這是不足為奇的，詮釋本來就依讀者存在的感受來。而這種見解及呼聲，不也促成了近代史的變革嗎？
只是，變革現今已不容變革，《水滸》英雄的行徑已不獲鼓勵，以法治民成了正義之手段，俠骨柔情便都遠去了。遙思距今不遠的晚清民國俠風，真成隔世。定庵說得不錯：「江湖俠骨已無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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